这几年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工作做得不错，看政绩用干部的用人导向树立起来了，从上到下形成了干事创业的热潮。总的看，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们的干部工作还是满意的，这从几次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意见也是有的，而且有些意见还很尖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上面外派干部太多问题，认为影响了龙江干部的进步。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难度较大，也是非省委和省委组织部之力所能解决的问题，但一些同志难以理解，一直耿耿于怀。二是我们省的干部成长太慢问题，一些同志扳着指头算年龄、算资历，并和同等条件的人作横向比较，感到很委屈。这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椅子就那么几把，坐上位子的人年龄不到，腾不出位置来，就谁也上不去。我们确实有许多优秀的同志被耽误了，这也是历史使然，无奈的事，尽管这两年省委也想了一些招数，尽了很大努力，但位子太少，也是力不从心，一些同志有些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三是对个别干部的使用上，也有不同的意见。这尽管是正常现象，对人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组织工作来说，就要高度重视这些意见，以使我们把干部工作做得更细，考察得更为全面，把人用得更好更准。总之，对工作取得的成绩要肯定，对各方面的意见要了解，对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也要清楚，以利于把干部工作做得更好。

今天不谈具体工作。我们的干部工作已有成套的规范和程序，各种制度规定是很多的，中央的要求也是很明确的，实践证明效果也是好的，我们要结合实际认真去贯彻落实。今天仅围绕用人同大家谈谈读书问题。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从哪里来，从历史积累中来，从实践创造中来，只有多读书，勤实践，才能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提高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政治好坏要在得人，用好了人就国泰民安、百业皆兴，用错了人就事乱政衰，祸国殃民，用人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事。自古以来所有政治集团都极其重视用人问题，也都有成功的经验或惨痛的教训。我们有了闲暇，静下心来，去读一些史书，了解一下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用人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运动规律，做好人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我今天就同大家谈谈这方面的一些读书的体会。

    历史上涉及用人的事件很多，论述也很多，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仅就一部《资治通鉴》来说，相当大的篇幅都是谈的如何用人，认真读一读，都会给我们以启发。

    今天仅从四个方面来谈。

     一、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重在看实绩

    在选拔使用领导干部上，我们有许多提法，也定过许多标准，采取过许多方法，并有许多规定性的程序，其核心就是一条，把人选好用好，特别是把各级主要领导干部选拔好。选拔干部要讲民主、讲程序，这都属于方法问题，目的还是保证把人选准。方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方法大是气力，有了好的方法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方法仅是一个方面，是一种保证措施和手段，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人，就是用什么样的观念来选拔人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用人的观念很明确，简单说，就是用“德才兼备”的人。“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也是用人的根本标准。这话已经讲了几千年，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遵循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人都知道德才的重要性，有德无才，是好人，但当不了好官；有才无德是能人，但不能让其做官；缺德少才是赖人，当了官肯定要干坏事。这都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所以，在用人问题上，我们反复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道理就在这里。问题在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道理都懂，但在如何认识一个人的德才上却十分困难。许多考核考察的办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如大范围民主推荐，大范围谈话听取意见，甚至明察暗访等等，各种招数想了不少，但仍不免有看走眼的时候，选瞎的人还是不少。这些年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落马的中高级干部，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选拔使用中看走了眼。如果把当时任用他们的考核报告拿出来看看，肯定每个人的评语都是德才俱佳。当然，人是会变的，当时也许他们确实很优秀，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后才起了变化，这种现象也是不少的，但也不能以此来自慰，来为我们看人不准而开脱。怎样才能选好人、用好人，怎样才能做到不看走眼或少走眼，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谁也不敢夸下海口，拿出妙计良方。方法肯定是有的，实践中的好方法也不少，都可以总结推广。但不管用什么方法，方法毕竟是方法，不是根本，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为什么用人和怎样用人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用人和怎样用人，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好像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解决得很好了。如果细细想去，对照着一些人和事去分析，就可以看出，不仅没有认识清、解决好，而且问题还不少。诸如，照顾自己的亲属朋友，用和自己关系好、信得过的人，用上边打招呼、照顾各种关系的人，用各个山头派系、平衡各种政治力量的人，用行贿送礼、会争会跑会闹会要的人，等等，都是为什么用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些都是明摆着的问题。还有为化解矛盾、息事宁人、论资排辈，出于无奈而只能这样用或那样用的问题等，也都是为什么用人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的表现。在怎样用人上，现在也有不少招数，各种办法也想了不少，有的还以法规的形式规范了下来，各级都在不断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效果还是有的。但由于为什么用人这个基本的观念没有解决好，根子歪了，上边肯定就会斜。为什么用人这个问题是选好人、用好人的前提，如果在前提问题上走偏了道，怎样用人就会成了不正道用人的护身符、保护伞，就会错上加错、“助纣为虐”，办法越多，“猫腻”也就越多，根歪了，肯定身子是斜的，影子就不可能正得了。即使根正基牢，为什么用人的问题解决了，而在怎样用人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诸如，唯学历论、唯年龄论、唯资历论、唯专业论，以及机械地理解执行任用干部的标准，包括唯推荐票论等等，都是怎样用人没解决好的具体表现，也就很难把人用对用好。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有资历不等于有本事，年纪轻也不等于有活力，票数高也不能直接同民意划等号，这里有个推荐人对被推荐人的熟知了解程度的问题，在什么范围进行推荐的问题。不论什么事情，绝对了、机械了，教条地去执行，就肯定会出问题，良好的愿望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为什么用人和怎样用人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真正把人选好用好，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好与不好的标准也是很难界定的，不能以个别权威人士、利益集团或政治圈子是否高兴满意来判定，而是要看你用的人是否有利于这个地方和单位的经济发展、事业进步、社会安宁、人民幸福，最终要靠实践说话、老百姓说话。这个权力属于历史和人民。

    以上说了一大堆很抽象的、讲道理的话，核心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用人要抓根本、抓实质，把为什么要用人和怎样用人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一切围绕这两个问题来研究方式方法，包括标准的制定、程序的设置等，这也叫正本清源、培根固本。

    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好。从奋斗目标来看，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现实追求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性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理想、追求、任务其目的都是能使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能够幸福安康。共产党执政，选拔领导干部，就是要领导人民为达到这些目标去奋斗，这既是领导者的责任，也是选拔领导干部的基本标准。没有这样的理想追求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干部。这是从根本上来说，是选拔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具体到不同的领导岗位，还有不同的能力要求，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对领导者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都还要有具体的标准。但不管有多少标准，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要有本事把这个地区、这个单位管理好、发展好。一个管理的责任、一个发展的责任。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够格、胜任，也就看对所负责的地区、部门能否管得住、建得好，标准就是在你的任期内，这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发展，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安定，人民是否幸福，面貌是否改变。达不到这些，就不能算称职，这是选拔领导干部必须要首先解决好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个问题认准、搞清，牢固地树立起来，其他不论搞出多少名堂，讲出多少道道，整出多少花样，附加多少条件，那都是表，不是本，都是末，不是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人民说得更干脆，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没有这个本事，就别当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我们在选拔干部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看待一个干部的根本标准。这品德、那品德，这才干、那才干，体现到领导者身上，最大的德和最大的才，就是看你能不能造福于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十分明确地提出了选拔使用领导干部的标准和方法，就是要看实绩来用干部。

      一个干部的德行如何，可以在实绩中反映出来。我们说，社会有公德、职业有道德，家庭有美德、个人有品德，这些道德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作为领导干部是更应该做到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不要说不是一个好官，而且连个好民都不是。除了这些基本的道德要求外，对做官的来说，还必须要有官德。官德可以讲出很多，如，勤于政事、秉公办事、清正廉洁、求真务实、谦虚谨慎、礼贤下士等，但简单点说就是干净干事。干净，就是清廉公正，使人民能信得过，敢依靠；干事，就是要勤于政事，能带领人民去克服困难搞建设，人民在你的组织领导下，生产有发展，环境有改善，生活有提高，日子能越过越好。当官的，都应该具备这个官德。我们说允许在改革探索中失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就是支持干净干事，不以小过掩大德。如果不干事、不会干事，只会搞关系，做太平官，就不是有德的官，就不能说是德好。不干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不能说德好。衡量一个领导者的才也是如此，一个人的能力如何、才干如何，也是要通过实绩来反映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也是老百姓讲的话，就是有没有真本事，搭上套看看。大小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地区，条件好、基础好，坐享其成是有的，但长久不了。任何事业都是干出来的，不干不可能事业发展、面貌改变。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基础较好，各方面工作都上了路，人民群众有高涨的积极性和创业发展的热情，可能再发展不需要像困难地区那样费太大的劲，但保护好、发展好这样的局面，能做到“无为而治”也是本事。推动发展是本事，保护发展也是本事。会解决问题是本事，能让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也是本事。做领导的，能使一个地方繁荣发展、安居乐业，就是本事，就是才干。看干部要看实绩，关键是要看他在任上的实绩。环境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干部。条件好的和条件差的，付出的辛苦是不一样的，所干出的绩效差距也是很大的。由于条件不同，投入和产出是不能成正比的。所以，看实绩，一定要看一个领导干部在任职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干起来的。看实绩，既要看明显的业绩，经济发展的速度，面貌改变的程度，生活提高的指数，更要看为今后发展打下多少基础，办了多少现在、甚至短期内看不到成绩、但却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样潜在的业绩，而且这个业绩是更为重要的。看业绩，要注意那些“现任的政绩，后人的包袱”，急功近利的作法。现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过不了几年就看出了问题，留下了一堆“垃圾”，让后任清到清不完，后任还得为前任“擦屁股”，这样的“政绩”干了还不如不干，干得越多，危害越大。

    这里也举一个史例，看看古代的用人做法。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370年，周烈王六年，“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这篇短文，记述了齐威王以实绩来识别官吏，并给以赏罚的过程。先是召见了在即墨任职的行政长官，即墨大夫。他对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到即墨任职以来，毁谤你的话我是天天都能听到。然而我派人到即墨去查看，看到是荒芜的田野被开垦出来，人民生活得很充裕，官府办事也公正廉明，齐国的东方得以安宁。之所以有人说你的坏话，是因为你不奉承我身边的人员，没有请这些人替你说好话。齐威王通过派人实地考察，知道了即墨大夫的政绩和才干，就封给了即墨大夫一万户的食邑，作为奖励。齐威王又召见了在阿邑任职的行政长官，阿邑大夫。对阿邑大夫说，自从你到阿邑任职以来，我每天都听到赞扬你的好话。我就派人去实地察看，看到的是田野荒芜而没有开垦，人民都很贫穷，有很多人饿着肚子，连饭都吃不饱。更可气的是，前些时候赵国进攻鄄地，而你竟敢不去救援；卫国夺薛陵，你竟然不知道。就这能耐，还有人天天替你说好话，就是因为你用丰厚的礼物贿赂了我身边的人员。在召见的当天，齐威王就烹杀了阿邑大夫及自己身边曾经为阿邑大夫说好话的人。手段是挺残酷的，用大锅把这些人给煮了。

    这一奖一惩，可以看出齐威王的用人之道，就是重视实绩，不轻信言语。不轻信言语，不仅不轻信这些官吏自己怎么说，也不轻信舆论怎样宣扬，更不轻信身边可信任的人怎么说。重在实绩，就是重在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你所任职的地方老百姓怎么说。整天有人说你的坏话，话说千遍也成不了真理，不为所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整天有人为你说好话，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也不轻易相信，而是要用事实来说话，就是看实实在在的业绩。看政绩用干部，二千多年前的齐威王做到了。当然这个考察，齐威王并没有亲自去，也是听说，是听他派下去考察的人回来说的。这个下去考察的官吏很重要，他们如果不能秉公办事，也是不客观、不廉洁的人，就象齐威王身边的人那样胡说八道，这麻烦可就大了，很有可能好人成了坏人，坏人反成了好人。但不管怎么说，齐威王这一招还真见效，奖了一个，惩了一个，一下子把政风给扭转了，所有的臣下都惊恐震动，没有谁敢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了，都老老实实地干事去了，齐国也因此得到了治理，成为了天下强国。

    用人导向正确了，国家也就富裕了，人民也就安康了。重实绩而轻言语，这是在用人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首要问题。

    二、确立全面的用人标准：良匠无弃才

    关于用人标准问题，我在第一题中已经谈到，简单说就是德才兼备，并集中谈了是否德才兼备，主要看实实在在的政绩，而不看他个人说得怎么好，或别人把他说得怎么好，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里又提出要确立全面的用人标准，在语意上是有点重复，但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主要是讲因才使用的问题。我们不是刻意做文章，重复就重复吧，可不必把心思花费在编词造句上。这里提出全面的用人标准，就是用人要全面考察一个人的才能，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天生我才必有用”，说明每个人都是有才的，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做人的工作的，应该有知人选人的本事。这个本事不是运动场上的裁判，千米赛跑，按照终点冲线的前后顺序排出一、二、三就行，而是要在赛场上看到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在安排使用的时候，能够用其长，避其短。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个问题有个精辟的论述，我在给机关干部讲党课《静下心来好读书》时专门讲了唐太宗的《帝范•审官》一文，这里就不再重复。但还是希望大家把唐太宗这篇文章认真读读，能从中悟出点道理来。

   《帝范•审官》一文，反映了唐太宗的用人观念，也基本上反映了唐太宗的为政观念。唐太宗的为政观，简要说就是“爱才用才，赏罚分明”。把这八个字作为一个为政观来说，好像大了些。观者，观念、根本，当是执政为民，图强谋兴之类。严格点说，这八个字可以作为执政策略来说，再大点说，也可称为执政方略。但我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观念提出来，是想说明它的极其重要。不论把执政的思想说得多么好、多么大，最根本还是要看如何执政，用什么样的方法执政。观念支配行动，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再好的愿望，都不会出现好的结果。“爱才用才，赏罚分明”，虽不能涵盖李世民的全部执政观念，但基本上体现了他的基本执政思想。

    公元630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四年七月初二，李世民问房玄龄和萧瑀，请他们说一说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房玄龄、萧瑀都是隋朝的旧臣，萧瑀曾任过隋朝的民部尚书，对隋文帝的执政观念和方法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两个对李世民说，隋文帝勤于治理国家政务，每次临朝听政都废寝忘食，从来没有时间概念。有时太阳都偏西了，他还在引见五品以上的官员，同他们讨论政事，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卫士们要把食物送到他办公的殿上，也是边吃边谈。从性情上说，隋文帝的仁德不够宽厚，但还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不赞同他们的看法，对他们两个说，你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就是只看到了表面，而没有看到实质。隋文帝不贤明，反而又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对问题的了解，事物的认识就很难客观全面，既不通达，也难透彻。喜欢苛察，自己情况又不是很明，就对什么都不信任，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不论干什么事情，都不相信自己的臣属，而是自己亲自决断。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就是日理万机，不吃不喝不睡，把精神搞得很疲惫，身体也搞坏了，又能干多少事，又怎么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合情合理呢。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群臣既没有主动性，也没有积极性，只能你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你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只能按指令和成规办事，就是办错了，也没有责任。你的决策有不足和失误，也没有人敢提出来，这就是隋朝只经历了二代就灭亡的原因。唐太宗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隋文帝的事必躬亲、独断专行、不会用人、处事苛察上。在谈完了隋文帝后，唐太宗又谈了自己的执政理念。他说，我执政就不是这样。我选择天下的贤才，安置百官，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并由宰相来把关，十分审慎地考虑成熟、便当安妥后，再上奏使我闻知。有功就赏赐，有罪就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来修治职责业务，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好呢!

    从唐太宗君臣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就是重在用人。他要广揽人才，“择天下贤才”，授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各司其职，由他们来分门别类地处理天下大事，并由宰相来统领把关。这是分级负责，分层负责，由宰相来统筹协调、审查把关，但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等他们都把问题想明白、议明白，拿出意见后才能报到自己这里来划圈批复。一个选人用人权，一个最后决策权，还有一个奖惩升黜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有谁会不去用心干事，实心干事，天下何愁治理不好。正是基于这样的执政观念，唐太宗还专门下了一个诏书，敕令各部门：“从今以后，诏书敕令推行到下面有不便当的，都应当执意上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尽量表达自己的意见。”

    唐太宗的爱才、纳谏，都源于这个执政理念。

    唐太宗提出要知人善任，用人要用其长，避其短。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要真正做到人皆有才，才皆可用，很关键的有两条：一条是用人者要用眼光和胸怀，千万不能以个人好恶来用人；另一条是用人者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人各有所能，也都各有所不能，全才之人是没有的，用人就不能苛责，就是要用其所能，避其所不能。这里再举几个小故事来说明。

    一个是，《多吃两个鸡蛋就算贪官》。

   《资治通鉴》载：“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日：‘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日：‘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谦受教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思在卫侯面前赞评苟变这个人，说苟变是个大将之才，可以统领五百乘兵车。按当时一辆兵车配备士兵7 5人来计算，就是可统领近四万人的军队，对一个不大的卫国来说，也就是元帅之才了。卫侯也知道苟变的才干，就说，我知道苟变很有本事，可以当将领，就是他在过去做官吏的时候收取人民的赋税，竟敢贪吃了一个老百姓家的两个鸡蛋，所以我就没有起用他。子思对卫侯的这一做法不赞同，就对卫侯说，圣明的人任用官吏，就好比一个高明的木匠使用木料，要去用他的长处，扬弃他的短处。所以杞梓树有几人合抱的粗大的树干，虽然也有几尺的腐朽枯枝，而精良的工匠仍不会抛弃它的。现在您身处战国的时代，最需要选拔勇武善战的人才，但却因为贪了两个鸡蛋的缘故而抛弃了能捍御救难的大将之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这样的事情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卫侯感谢子思的教诲。

    读了这篇古文，给我们诸多启发。一是卫侯任用官吏十分注重品德，特别是在廉政建设上要求很严，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坚决不用，这对反腐倡廉无疑是有益的。苟变这样有才干的人，因为贪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就被作为为政不廉记录在案，打入贪官行列，不再起用，不能说要求不严，手段不硬，治贪决心不大。再看看子思说的话，也很有道理，说用人就如木匠选用木料，不能因为一块大料有点小毛病就把整个木料弃之不用。特别您现在处于列国纷争、依靠武力争天下的时候，主要选用善于统兵打仗的人，因为一点小毛病，就把大才扔掉了，这样的做法太愚蠢了。这也是真知灼见。

    用人如同用木，什么样的料派什么样的用场，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白玉有瑕，关键看怎样去雕刻。对官吏严格要求，选拔人注重德才，而且以德为先，都是对的，也是应该这样做的，否则正气树不起来，良好的干部导向也树不起来。但同时也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绝对化。看一个人，要看主流、看大节、看长项，看往哪里用最合适。决不能因小过而掩大德，失去大才。犯了错误，也要看是什么性质、到什么程度、影响有多大，不能因为有个黑点，就扔掉一块宝玉。由此可见，卫侯因枯枝抛弃栋梁大树，因瑕疵扔掉晶莹美玉，实在是愚蠢之举。

    今天读读这篇小文，确实是很有益的。

第二个是，《用人要有“瘦己肥民"的胸怀》。    

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任命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这个韩休是另一个宰相萧嵩推荐的。萧嵩推荐韩休作宰相是认为他性格恬淡平和，好搁伙计，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住。孰不知韩休是个严峻正直、不图名利，而又不讲情面、敢作敢为的人。萧嵩与韩休共同担任宰相，看到韩休刚正不阿，不徇私情，又后悔不该推荐他。但朝廷重用韩休，树立正气，很得人望，就连老资格的资深元老宰相宋璨都叹息说：“没想到韩休当了宰相却还能持守正直的节操。”这既是对韩休的赞赏，也是对权到极位执公守正极其不易的感叹。韩休刚正不阿、秉公守正，具体事例史书记载不是很详细，《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错，辄问左右日：‘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亡!’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这段话主要讲了唐玄宗用韩休为相的感受。唐玄宗作为一国之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时在宫中摆个宴会，听个歌舞，到皇家苑林打个猎、遛个马，稍稍放松一下，偶尔有点小小的过失，心里就害怕，担心韩休知道了这些事情，就赶快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事情韩休知不知道。往往话音刚落，韩休劝谏皇帝不要纵情玩乐的奏章就到了。唐玄宗为此也常常不愉快，心里肯定不是好滋味。左右的侍从看到皇帝不高兴，而且肯定不是一次两次，对韩休的严厉监督也看不惯，就劝唐玄宗罢免韩休，说自从韩休担任宰相之后，皇帝比以前瘦了许多。皇帝瘦不瘦，今人无法知道，但以此可知韩休敢于监督皇帝，使皇帝有时心中不快当是肯定的。如果韩休单是去监督皇帝的私生活，再圣明的皇帝也肯定不干，问题在于唐玄宗后边的话，说自己虽然消瘦了，但天下人一定会富足。并说萧嵩来汇报工作经常是看脸色行事，一切拣好的说，净是恭维顺从的话，当时听着心里很舒服，可等到退朝以后，心里不踏实，晚上连觉都睡不安宁。韩休来汇报工作，不看脸色行事，而是就事说事，经常同自己争论，甚至搞得人很难堪，有时面子都下不来，但退朝以后，心里却很踏实，晚上睡觉也很安稳。唐玄宗告诉这些侍从们，用韩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这些话今天读起来也是很感人的。唐玄宗为国选人、用人，“瘦己肥民”的观念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他未能做到一以贯之地坚持，但作为一个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封建帝王，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胸怀，也是不易的。管人用人者都应有这样的境界和胸怀。    

第三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    

公元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唐高宗从东都洛阳出发，到泰山封禅。唐高宗君臣十月二十八日从洛阳出发，十一月二十日到达濮阳。在行走的路上，唐高宗问大臣窦德玄，濮阳为什么称为“帝丘"。窦德玄不知道，就没敢回答。大臣许敬宗看窦德玄答不上来，就跃马上前，对高宗说，“以前颛项帝曾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帝丘”。这本来是君臣途中一段很平常的对话，路过一个地方，就地名的来历顺便寻问一下，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这都很正常，也不说明什么问题，更不能证明谁的才能强，谁的才能弱。许敬宗答了也就答了，大可不必再作些什么文章。但这个许敬宗自认为自己学识渊博，在皇帝面前露了脸，就对跟随的其他大臣说，“大臣不能没有学问，我看见德玄回答不出，心里实在感到羞愧。”言中之意很清楚，就是窦德玄没有学问，而自己才有学问，洋洋自得，神气得很。窦德玄对许敬宗也不客气，并不领情，回答说，“每个人各有他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我不勉强回答我所不知道的事，这就是我能做的事。”不知道，也不谦虚，我不知道，我就不瞎说，这样做就是对的。朝中权威大臣李世勣这时也说话了，“敬宗的见闻很广，这很好；但德玄的说法也不错。”和了稀泥，两不得罪，又制止了这场可能引发的争论。    

史书记载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细细品味，三个人讲的都没有错。许敬宗见多识广，替窦德玄回答了皇上的问话，认为大臣都应该有点学问，知识面广一点，也是应该的。当然显示自己，贬损他人，肯定在德行上差了点，但话没说错，理是对的，就是方法不当，动机不好。窦德玄不知就是不知，不去不懂装懂、瞎编乱造，或找其他理由来为自己遮丑，认为不知道并不丢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不做不能的事，也算坦坦荡荡，讲出的理也实实在在，就是态度不太好，不知道就该谦虚点，不但不谦虚，还振振有词。李世勣不愧老成持重，善于调和矛盾，对两个人都表扬肯定，而且句句在理，让人受用，知识多很好，不知也没有什么，实事求是也很好。    

我在这里不是有意弯弯绕，而是借此来说明一个问题，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各自发挥所能，并去弥补别人所不能，这是美德。我们有些同志，自己不能，还不承认，不愿求教别人，认为自己什么都行，甚至不懂装懂，利用掌握的权力，胡乱发号施令，干了不少自以为是的错事。有的同志自视才高，到处卖弄，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多少有点成绩，就四处炫耀，唯恐天下人不知，埋没了自己的功劳。这些做法都是不好的。对于干部工作来说，一定要清楚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不能以此人的长处而比照彼人的短处，简单地去看待干部的能力水平。    

当然，做到了以上这些，也不能都做到人尽其才，才有所用，这还有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就是没有让人都尽其才的职务和机遇。但对我们的干部工作来说，不能这样考虑问题，一定要有识才之眼，用才之胆，容才之量，尽最大努力去把人才用好。    

三、建立科学的用人制度：群众是权威    

历朝历代都有用人制度，也都有优有劣，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的用人制度条条也很多，推荐、考核、选拔都有很多程序。什么样的制度是好的，什么样的制度是不好的，最终检验的结果就是看你配备的班子、选拔的干部，是否胜任了工作，干出了成绩。而这个“胜任工作”、“干出成绩”最终由谁来评定，就是由人民群众来评定，由领导干部所工作过的地方的人民群众来评定，而不是其他人。：由此而论，在选拔任用干部的时候，不管你定多少制度和程序，都要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而且要把群众意见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所以，我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翻腾些古董来聊聊。    

这里也讲几个历史故事来论说。    

一个是，《用人要在能干事》。    

唐宣宗到苑北去打猎，在路上碰到了一位樵夫，就聊起天来。他问樵夫是哪里人，樵夫回答说是泾阳县人。他又问，你们县的县令是谁?回答说是：李行言。他问樵夫这个县令在这里怎么样，老百姓都有什么反映?樵夫回答说，这个人很固执。这里有一伙强盗，他把他们逮住了，军队想要这些人，他不但不给，而且还把这些强盗都杀了。唐宣宗打猎回宫后，就把李行言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寝殿的柱子上，日夜都看得见。到了这年的冬天，李行言就被任命为海州刺史。李行言上任前，到朝中来谢恩，唐宣宗又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按照唐代官制服饰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紫衣，四品、五品的官员穿绯衣，六、七、八品穿绿衣，九品穿青衣，流外穿黄衣。李行言由县令晋升刺史，也只是个五品官，宣宗破格赏他穿紫衣，可见对其很看重。宣宗问他，你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 李行言说不知道。唐宣宗就命人取下寝殿柱子上的名帖给他看。    

这是唐宣宗通过向群众了解，得知李行言能坚持原则，依法治盗，而破格用人的历史记载。唐宣宗在用人上，注重实绩，贵在干事，而且不顾亲情，不拘一格，史书多有记载，这里再举一例。    

公元855年，唐宣宗大中九年，唐宣宗到渭水旁打猎，看到有几十个老年人聚集在一座佛祠的前面，就上前去询问，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这些老人告诉他，我们都是醴泉县的老百姓，我们的县令在这干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满意。现在他任职已经期满，考核后就要离开了。我们舍不得让他走，就祈求菩萨保佑，以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唐宣宗就记住了醴泉县令李君爽这个人，时隔不久，怀州刺史空缺，就提拔他做了怀州刺史。对这一任命，宰相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君爽入朝谢恩，唐宣宗把老百姓评价的话告诉了他，并以此来勉励他，多为人民办好事，只要人民说你好，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    

还是这一年的十一月，唐宣宗任命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任盐铁转运使，这是一个掌握实权的肥缺。有一个民间医生叫刘集的，看病可能有两下子，在宫中混得很熟，宫中都说他的好话。唐宣宗觉得这个人有点本事，就敕令盐铁转运使补给他一个场官。看来不是托请，而是命令，场官也不是个很大的官，就是给个职级待遇吧。这柳仲郢也是刚当上盐铁转运使，按照常理常情，皇帝下的命令，还不诚惶诚恐地赶紧去办。但这个柳仲郢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连皇帝老子的账也不买，而且上了一份奏疏，说：“医生的技术如果高明，就应当补为医官；要是给他一个铜场盐场的小官，怎么来考核他的政绩好坏呢?况且场官品级低贱，也不是你皇帝特别敕命所应该涉及的，臣不敢奉诏办理此事。”宣宗看到奏疏后，知道自己办了件蠢事，就当即批示：“刘集应当赏赐他绢一百匹，打发他走。”以后，宣宗看到柳仲郢奖励时说：“卿议论刘集一事的奏疏很好。”这件事后，还有一件事。唐宣宗有一段时间胃口不好，什么都不想吃，就召来医工梁新来诊治，吃了几副药，病就好了。这个梁新觉得自己治好了皇帝的病，就以功索官，请求宣宗给他安排个职务。唐宣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只是让每月给他三十串钱的俸禄。    

唐宣宗的舅父郑光历任平卢、河中节度使。郑光入朝觐见，宣宗和他谈论政事，郑光对国家大事和地方政务谈论起来鄙陋浅薄，什么也说不清道不明，看来全是凭贵戚恩宠而权居高位的。唐宣宗看到舅父是这个水平，就把他留在了京城，任了个右羽林统军，使他奉朝请，就是个无职无权的闲差，有个名份爵位而已。太后偏爱这个弟弟，多次向宣宗说郑光贫穷，想让宣宗给他安排个实权职位，但宣宗始终没有答应，只是赏赐给他很多金帛。让你好吃好喝有钱花，但就是不让你做官，以免做官干不了官事，误国误民。    

唐代到了宣宗时期，已是夕阳西下，日落西山了，就是神仙也难以回春，但宣宗在用人上能做到以群众反映为依据，以真实本事来授官，还是留给后人一些启示的。    

第二个是，《天下贤人非一人所能尽识》。    

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之后，各个藩镇拥兵坐大，不服朝廷管理，多是各自为政，而且还相互攻击，今天你攻我的城池，明天我抢你的地盘。朝廷就像个消防队，这里安抚，那里协调，捺下葫芦浮起瓢，堵着这一头，又露了那一头，整日手忙脚乱不得安生。但名分还在，权力还有，供桌上的香火还是不断的，税赋照样上收，官员照样任命。唐肃宗至德年间，由于战争频繁，用人多以军功，所以各个将领都竞相论功邀赏，加官晋爵不计其数，十分杂滥，已没有什么规矩可言。到了唐代宗永泰年间，形势有所好转，政局相对稳定下来，仕途也就又热闹起来。这时朝中元载、王缙为相，掌握军政大权，四面八方的人纷纷上门贿赂求官。朝廷内外大官肥缺均出自元载、王缙之手，而小官则出自管干部的卓英倩等人之手，行贿求官的人都能如愿以偿地离去。由此可见当时吏治腐败到何等程度。    

到唐肃宗时期，郭子仪、朱泚、常衮等人为宰相，郭子仪、朱泚是以军功晋入相位，都是有名而不管事的人，虽居相位，但从不参与朝政，只有常衮独居政事堂。常衮想革除前任靠行贿纳贿用人的弊端，杜绝人们侥幸得官的途径，对于四面八方上奏请求做官的，一律不准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凡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路一律堵死，办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官都不提拔重用。常衮的愿望是好的，就是招数不行，结果是好坏不分，贤愚不辨，把路给堵死了，致使贤能与蠢才都滞留在原有的位置上，坏的下不去，好的上不来，结果更耽误事。以后崔祐甫上台为相，他一反常衮的做法，为笼络人心，提高声望，就大肆提拔干部，各方面都向他推荐人才，每天门庭若市，络绎不绝。他做宰相不到二百天，就授官八百人。常衮、崔祐甫都是矫枉过正，在人事问题上都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唐德宗也听到了很多反映，就问崔祐甫：“有人说你所任用的人都涉及亲朋故旧，这是为什么?”崔祐甫自己有自己的一番歪理，理直气壮地对德宗说：“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周密谨慎，如果是平生不认识的人，凭什么熟悉他的才能德行而任用他呢。”德宗在用人的问题上也不清醒，竟然赞同崔祐甫的说法。    

针对崔祐甫用人的做法，司马光在记述这件事后发了一通评论。司马光说：“我听说任用人才，没有亲疏、新旧之别，只以贤能和无能作为考察对象。某人并非贤能，因为是亲朋故旧的关系而被任用，这固然不公正；如果某人贤能，因为亲朋故旧的关系而舍弃，这也是不公正的。天下的贤才，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全部认识的，如果必须等到认识熟悉其才能德行然后才加以任用，那么所遗漏的人才也就很多了。古代做宰相的人就不是这样做的，而是由众人推举，然后以公正的态度量才任用。众人都说某人贤能，自己虽然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也姑且试用，等到他没有什么功绩，然后再辞退他，如果有功绩，就提拔他。被推举的人确实是人才，就奖赏推举的人；否则，就惩罚推举的人。晋升、黜退、奖赏、惩罚，都由大家来公认，宰相本人不在中间增加自己丝毫的私心。假如以这种态度来任用人才，又怎么会遗漏贤才或才能不能胜任官职，足以造成弊端呢!”    

司马光这段有感而发话语不多，但讲出了选人用人的六个观点：一是要有标准，标准就是贤能；考察干部就看是贤能还是无能，而不能看亲疏关系。二是举贤不避亲，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论是亲是友都可任用。三是选人用人不是选人用人的人都要认识、熟悉、了解情况，不能小圈子、小视野来选人用人，而应在大范围内来选拔人才，要扩大选拔范围，让众人来推举。四是选人用人的人一定要处以公心，以公正的态度来选拔人才，并要圣持公认的原则，决定用人的人不能有私情私意在里边。五是对平时不了解、不掌握情况的人，只要多数人都说好，就该任用，不放心可以搞试用制。六是用人要搞责任追究制，对有资格推荐人、说话算数的，如果推荐的是真人才就要奖赏，推荐的不是人才，而是庸才，就要处罚。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虽没有什么新鲜感；但也仍然没有过时。“夫天下之贤，因非一人所能尽也”，用人要“举之以众，取之以公”，用人者“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这些观点现实意义也还是有的。特别是被推举的人确实是人才，就奖赏推举的人，否则，就惩罚推举的人，这一责任连带制度，都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个是，《选官制度不能为图方便》。    

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定有选拔官吏的制度，制定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官吏选拔好，能为朝廷办事。尽管这些制度都是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制定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要选拔自己信得过、用得上的人，目的还是要把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吏选拔出来。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怪事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触目皆是，在选拔官吏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竟有制定选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吏部省事方便。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519年，北魏朝廷免去了吏部尚书李韶的职务，任命殿中省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组织部门高官的调整原因是李韶任吏部尚书期间停止了干部的选举录用工作，就是不提拔干部，引起了士人们的不满。崔亮上台，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选拔提升干部，自己在这个位置上也很难呆下去。所以崔亮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制定新的官吏选拔制度。制定新的选拔官吏制度崔亮先向皇帝写了个报告，提出了选拔官吏的原则。这些原则很简单，就是按照资历来决定。“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管应选的士子是好是坏，有德无德，才能如何，完全以待选时间的长短来定，时间长的就先用，时间晚的就后用，大家排着队来。这个原则一出，待选的士子都在那里排资历、算年限，都认为自己是待选时间最长的。    

崔亮的外甥刘景安在朝中任司空咨议，不赞同崔亮的作法，就向崔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商、周两朝采用从乡塾中选拔人才的方式来选用官吏，两汉采用的是由州郡推荐贤良、文学、孝廉的办法来选举官吏，曹魏和两晋则沿用前朝的旧法，又增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虽然这些制度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也能把贤能之士招揽到十分之六七。当然，朝廷选拔人才，仅仅要求士子的文采好，不考察他们的事理；察举孝廉只看辨章析句的才能，而不问他们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设立中正官却不考核人选者的才能品行，只关心他们的姓氏宗族，那么录取人才的途径就既不广泛，淘汰庸滥的办法也不精当。”刘景安对历代前朝的选官制度进行了评析，指出了存在的偏失，然后指出，“舅父您受命担任选拔官吏的要职，应该改革历代不尽完美的办法，怎么反而制定一个待选年资为标准的办法来限定参加选择的士子呢?这样下来， 天下的士子还有谁会修养自己的名节和操行呢? ”  

崔亮也认为他的外甥说的是对的，但他也有自己的一番道理。他对自己的外甥说：“贤甥所说的确实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深远情怀，但我提出以待选时间为准的制度，也有它的道理。古代和现在不一样，时代变了，处理的方法也要有所变化。从前子产刊定刑律之书以救时弊，但叔向却用不合先王时候的法令来讥讽他，这和你用古礼责难我的权宜之计是一样的。崔亮认为自己是与时俱进，并把自己比作春秋时期敢于铸造定刑律的子产，而把外甥比作不识时务的叔向。    

对于崔亮的作法，朝中有识之士也认为不妥，洛阳令薛琡也上书朝廷，指出老百姓的命运全都维系在吏部尚书一个人身上，如果吏部选官只按待选时间为准，不去甄别士人的才能高下，就像飞雁排队那样挨个行进，就像游鱼那样逐个前行，吏部拿着名册呼叫姓名，干这点事，只需要一位小吏就足够了。按照士子的待选时间来选拔官吏，这怎么能口L{选拔人才呢?薛琡的上奏，朝廷根本没有当回事，意见提了也就提了。以后甄琛接替崔亮任吏部尚书，感到崔亮定的选举办法很省事，减少了很多程序和矛盾，省去了不少麻烦，有个硬杠杠卡着，谁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就跟着继续实行。坏规矩反而成了好章程，怪事在当事人看来反而不怪。史书记载，“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崔亮定的选人制度是很难选出好的官吏的，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当然也能选出一些人才，资历长的也大有人才在，但肯定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不符合政治对人才的需求。就是这样既不利国也不利民的制度，反而能大行其道，一任接着一任地继承下去，就说明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表面上看，凭资历年限选官，对选官的人来说，是省了不少事，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从本质上来看，唯资历论之所以能够存之久远，源远流长，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僧多粥少，官位太缺，而争着抢着当官的人太多，都想出人头地坐位子，谁好谁坏是说不太清楚的。你说德才兼备，但谁有德、谁有才，这个标准也是不好定的。你说看能力，看政绩，但这个能力和政绩也是不好评判的。这些问题自古以来都争论不休，难以理清。既然理不清，道不明，崔亮就干脆来个按资排辈，都排好队挨个来，轮到谁谁就上，有意见也没办法，年限使然。论资排辈确实不是好招，但执行者省事，被轮者乐意，官是熬上来的，倒也心安理得，至于国事民事，那是大家的事，只要官好做、好做官就行。    

但愿这一恶习别再传下去。    

四、设立客观的评价体系：切忌绝对化    

这里先讲几个小故事。    

一个是，《切莫再搞品状相妨》。    

这里先说一下“品状相妨”这个名词。“品状相妨”，就是在魏晋时期，吏部选用官吏，负责推荐的官员，又名中正，必须向吏部提供被选用者的三项资料：一是家世，当时叫簿录阀罔，类似现在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但其实质不同。当时是看出身来选官的，出身高贵官位就高，这同现在了解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是不一样性质的问题。二是评语，又叫状，就是对被选用者的德才评价，类似现在的考核评价材料。三是等级，就是根据其家世和德才评价给被选用者所定的等级，又叫品。一个家世，一个评语，一个品级，在这三个材料中，家世标准是固定的，就是什么等级的家族可以做什么样的官。评语和品级同家世是不能划等号的，往往是不一致的。就是你干得再好，才能再高，评语写得再好，但由于你出身低微，来自寒门，你的品级就定不高，品级不高，你就作不了大官，就作不了超过你的品级的官。这种情况，就叫“品状相妨”。    

这一“看人下菜”，以出身定官位的制度，是由一个叫陈群的人制定的，这在当时对完全以门第取士授官的制度来说，还是一个历史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那些出身高贵，但不学无术，什么事也做不来的官宦子弟生下来就可以当官的情况，还是为干事的人开出了一条致仕门路。设立中正制度应该说是一个历史进步。三国时期，在曹丕称帝前，因为吏部不能审查考核天下所有的士人，就让陈群制定了“九品官人法”，让各州郡各自设置中正，州一级设置大中正，由本地在朝廷任职、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担任，让他们评定人才的高下，并定为九个等级，言论美善实效显著的就升级，道义方面有欠缺的就降级，吏部则依据这些资料来补充百官的缺额。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有利就有弊。这种制度实行的久了，有些担任中正的不是合适的人选，营私舞弊的情况也逐日增长。到了西晋时期，晋武帝太康五年，也就是公元284年，朝中有个叫刘毅的官员认真分析了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危害，指出了八个方面的弊端。刘毅在奏疏中说：“现在设置中正，评定九个等级，高低全由个人心意，别人的荣辱都在他们手中，掌握了天子的威势，剥夺了皇朝的权力。在公家一方不以评定失实为过错，在私人一方不以攻讦他人阴私为顾忌，用尽心机，多方营求，谦让的风气消失，争斗的习俗形成，臣下私自为圣朝感到羞耻!中正的设置，对于政治的损害大致上有八种：等级高下，依据权势强弱；判断是非，按照官场沉浮。对于同一个人，十天里就有不同的评语，上品中没有寒微之家的人士，下品中没有权势贵族子弟，这是第一种。设置州郡大中正，本来应该选取为乡里舆论所推崇、众心归附的人来担任，用他们来协调不同的见解，统一言论。现在崇重他们的职权而轻忽他们的人选，使杂乱、邪恶的言论充斥于乡里，大臣之间结下猜疑交恶的祸根，这是第二种。推究确立评定标准的本意，采用九个等级，是以为才能德行有优劣之分，同辈同类之人有高下之别。现在竟然使优劣颠倒，高下交错，这是第三种。陛下奖赏善良、惩罚罪恶，无不依法度裁断，偏偏设置中正，将一个地方的选拔重任委托给他们，竟然没有奖赏和惩罚的法令，又禁令他人，不能上告到官府，使得他们恣肆横行，没有任何顾忌，所有受到冤枉的人，心怀怨恨，不能让朝廷得知，这是第四种。一个州或郡的士人，多者数以千计，有的流离转徙到外地，有的从其他地方谋取衣食，当面连人都不认识，更何况他们全部的才识!可是中正不管知道与否，都得要定出等级、写出评语，便从官府收集这些人的善事，从传说中了解这些人的过失。过分相信自己，会有不了解人的弊端，听取别人意见，又有众口不一的偏差，这是第五种。大凡求取人才，是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现在担任官职成效显著的，或者列在低下的等级中；在官位上没有政绩的，反而获得很高的等级。这种做法就是贬低实际的业绩而崇尚虚名，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从而废除对官吏成绩的考核，这是第六种。大凡官府中政事各不相同，人的才能各不对等。现在不评论人的才能所最适合的工作，只是排列出九个等级，以等级录用人才，有的不是他的才能所擅长的；以评语录用人才，又为本身的等级所限制，只是写下些空言，以致等级与评语互相妨碍，这是第七种。没列入九个等级中的，不宣扬他们的罪过；列入的，不标举他们的善事，各人随自己的爱憎选拔人才，以培植私党，天下的士人怎能不放松自己的德行修养而专心一意地讲求人际交往呢?这是第八种。从这些表现来加以评论，职官名为‘中正’，实际是诈伪的渊薮；职事名为‘九品’，却有八种损害；古今政治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以为应该罢去中正，废除九个等级，抛弃魏朝的陈旧法规，重新建立一种完善的制度。”    

刘毅在奏疏中首先指出了等级评定的弊端，即对一个官吏的评判全掌握在这些有考评权的“中正”的人手里，这个官吏的是优是劣、是好是坏，都有他们来定。名为公正居中，不偏不倚，实际是借国家权威，明争暗斗，营私舞弊，助长了投机钻营、争权夺利的风气。对这种官场弊端，刘毅逐条剖析揭露：依仗权势强弱来判定是非，上品中没有寒微之家的人士，下品中没有权势贵族子弟；每考评一次官吏，都搞得纷纷扬扬，鸡犬不宁，各种说法都有，相互攻击，相互猜忌；看一个人，缺乏长期根本的了解，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就凭只言片语，就给人家下个结论，定出等级；注重虚名，崇尚浮夸，败坏了吏治风气；用评语来看待人才、录用人才，而这些评语都是空话、套话、不着边际的话，干的什么好事坏事都没写进去。这种考评任用官吏的作法是选不出真人才的，反而为结党营私、投机钻营，大开了方便之门。刘毅提出要废除这种作法，重新建立一套选拔制度。皇帝也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但一种制度一旦形成，改也难，在西晋一朝，始终未能改变。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考评制度，历朝历代都有不同，但都有利有弊。以后的通过考试来选取官吏的科举取仕制度，就是在总结前代选用官吏利弊的基础上提出来。这一制度时间较长，但最后也走进了死胡同。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是好的，都还不能简单地下个结论。优劣好坏要看是否有利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宁，各类人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很难的事，需要不停地探索实践下去。多了解点历史上选用官吏的情况，知道一下各种办法的利弊，对我们如何选好人用好人也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是，《精明•苛细•疏漏》。    

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齐肃宗高演深沉聪敏，少时就掌理尚书省，明晓熟悉吏事，即位以后，尤其勤勉努力，大改齐显祖高洋时代的弊政，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精明，却讥讽他苛细。他曾问中书舍人裴泽，外面的人有什么议论批评。裴泽很直率地回答他，说：“您很聪明，处事又很公正，自己认为可以和古代的贤圣君主相比。但有识之士都认为，您办事过于苛细，作为人君帝王气度还不够恢宏。”高演认为他说的对，但向他解释说，“我刚刚登上帝位，初理大政，担心办事出错，不够周备，所以就非常琐细，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能持久。管得细了，你们议论我太琐碎，如果不这样做，放手一点，担心又有人说我办事不周，太疏漏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国之君，在治国理政的方法上也处于两难的境地，粗了细了都不是，都会招人非议。以后他又问过他的表弟库狄显安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库狄显安也直言不讳地说他处理政务过于苛细，名位是个天子，办事像个吏员。对这些话他都能听进去，说自己很清楚这个毛病，将努力去改进，逐步达到无为而治。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齐肃宗高演的执政风格，办事精细而且琐碎苛求，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非常认真而且较真，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干。这本来是个好的作风，认真负责，踏实肯干，但朝中臣僚们反而不领情，都说不好。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问题。居什么位置，考虑什么事情，负什么责任，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有所分工和不同的。皇帝是一国之君，考虑的应该是国家长治久安、兴盛发达的大事，更多的是宏观决策，这就犹如行船，认清水道，看好风向，把握好舵。扬帆起锚、撑篙拉纤，那是船工的事。如果舵手也去撑篙，同大家一起出力流汗，倒是做到了身先士卒、与大伙同甘共苦，但没人掌舵，船就会跑偏方向甚至搁浅。    

精明、苛细、疏漏，这是北齐君臣对话中谈论出来的问题，是历史上不起眼的一件小事，我把它提溜出来发点议论，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工作方法来说，也要因职因事而行，不能一个标准、一种要求。处于不同的地位，担任不同的职务，承担不同的责任，工作方法是不能一样的。干什么事用什么招，要根据所承担的责任来定。现在从上到下一个要求，不论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开会、决策、讨论问题，都是一模一样，没人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认为这就是规范、就是好。这样的作风是不能长期下去的，坚持下去了，就是标准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管什么“苛细”、“疏漏”的议论，各负其责、各用其法，才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对干部的考核评价来说，也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不能苛求他都开了些什么会，说了些什么话，什么工作采取了什么方式，而是要他干了什么事，干成了什么事，要重实绩、重结果，而不能重形式。    

第三个是，《如何来看吴起现象》。    

吴起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可以说是助谁谁强，攻谁谁败，但就他的品德来说，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一直颇多非议。    

吴起本来是卫国人，但在鲁国做官。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齐国发兵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任用吴起为将，但鲁国人怀疑女婿不会对抗老丈人，把兵权交给他不放心。吴起为了表明自己忠于鲁国，就杀了自己的妻子，取得了鲁国人的信任，得到了大将的职务，并率领鲁国军队打败了齐军。而这时，鲁国又有人说，吴起残忍缺德，为得到大将的职务，连自己的老婆都杀掉了，劝鲁国国君治吴起的罪。吴起害怕了，就跑到魏国。魏文侯就任他为大将，去攻打秦国，连续夺下了五座城池。吴起为将很会带兵，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炕，就连行军也不骑马，同士兵一样步行，而且还亲自搬运军粮。有个士兵患了毒病，他亲自为其吸毒，深受士兵的拥戴。一次魏武侯乘船顺河而下，看到大河两岸壮丽的风光，就对随行的吴起说，魏国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是块风水宝地。吴起回答说，国家兴衰在于君主的德行和治国的方略，而不在山河之险峻，物产之丰饶。魏武侯点头称是，认为他讲的太对了。以此说明，吴起还是很看重品德的，也是崇尚道德的。魏武侯的相国原是田文，同吴起合作得很好，一文一武，把魏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魏武侯改用公叔为相。这是个阴险小人，他又娶了公主为妻，就更加专横。他忌妒吴起的才能，就想除之而后快，就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并让魏武侯用美人计，说把公主嫁给吴起，来试探吴起是否想真心留在魏国。吴起会带兵打仗，也是个善用计谋的人，但却防备不住内部的奸诈小人所施的诡计。结果真的中计，谢绝了与公主的婚事。魏武侯也因此怀疑吴起的不忠，不再信任吴起。吴起害怕遭到杀身之祸，只好离开魏国，投奔到了楚国。楚悼王知道吴起是个人才，一到楚国，就任命他为国相，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吴起在楚国也是忠贞不二，拼命地干，为了富国强兵，就大胆裁减官员，废除王族中的一些亲戚待遇，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安抚和奖励征战的将士，并严明军纪，严肃执法，把楚国治理得有模有样。在吴起的鼎力辅助下，楚国平定了南越，征讨了秦国，抵住了韩、赵、魏国的进攻，使楚国一步步强大起来。而这时楚国的权贵却对吴起恨得牙痒痒，造谣中伤，诬蔑陷害。在楚悼王死的时候，这些贵戚大臣开始作乱，围攻吴起。吴起伏卧在悼王的尸体旁边，攻打吴起的人在射击吴起的同时，也把箭射中了悼王的尸体，连死了的侯王也不得安宁。    

吴起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既能治军，也能治国，但却没能有一个好归宿。为谁服务都尽职尽责、忠心耿耿。但在哪里都待不下去，都被排挤陷害。说吴起德不好，但具体的事例历史记载的不多，杀妻表明心迹，大概是最大的“缺德”了。其他在魏国、楚国还真找不出什么缺德的事。吴起很自负，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魏武侯立田文为相国，吴起不服气，就直接找到田文说，我要同你比比功绩，开诚布公地讲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说统领军队、领兵打仗、抵御外敌入侵、整治冗官污吏、安定广大民众、治国理财都比田文强，而且中原和南方各国也都服气。田文也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不如吴起，但也告诉吴起，田文说自己能帮助国君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能使众臣归附、百姓安心、社会稳定。吴起明白了这个大道理，承认并很尊重田文的相国地位，两人配合得非常好。这同赵国廉颇和蔺相如的事情很相似，也应算是一段将相和的美谈。    

据史书记载，鲁国人看不起吴起，说吴起为人太残忍，列举的事实就是吴起在少年时期家里曾很有钱，他四处游走，也没能当成官，结果把家也给败了。乡里都讥笑他是个不成器的人。吴起就杀了讥讽诽谤他的人30多个，然后出逃，走时对母亲发誓说，若不作将相，坚决不再回来。结果他母亲去世，也没有回来守孝。再一件事情就是杀妻求将。吴起到魏国，在用不用吴起的问题上，魏文侯曾征求李悝的意见。李悝说吴起打仗有过人的本事，就是贪而好色。好色没有记载具体的事例，贪指的是贪名，而不是贪财，也是指杀妻求将一事。但魏文侯知道吴起不贪，而且还很廉洁，很得将士的心。司马迁在评价吴起时，说吴起知道德行治国的重要，劝说魏武侯以德治国，而自己在楚国辅政时，却实行苛刻的暴政，结果被人射杀。吴起执行的是不是暴政，史书中也没有具体的记载，就是严明法律，裁去冗官，剥夺了一部分皇亲国戚的利益，得罪了权贵集团，连太史公也认为是“刻暴少恩”，这可真是有口难辩，任由后人评说了。当世被攻击，后人少好语，吴起现象颇费思量。用现在一些人的观点来看，吴起走到哪里，哪里都不欢迎，说明这个人团结不住人，毛病特多，肯定不能重用。要按现在的考核程序，打分标准，肯定也是不合格，至少进入黄牌警告行列。吴起的遭遇，从根本上说是小人陷害，主上不明，逼得杀妻逃离，到处流浪，还被流言所包围，背了个无德不忠的骂名。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吴起现象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很深刻的，就是评价考核干部以什么为标准，好人能人有贡献之人落不下好名的事例是很多的，用人之人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司马光这段有感而发话语不多，但讲出了选人用人的六个观点：一是要有标准，标准就是贤能；考察干部就看是贤能还是无能，而不能看亲疏关系。二是举贤不避亲，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论是亲是友都可任用。三是选人用人不是选人用人的人都要认识、熟悉、了解情况，不能小圈子、小视野来选人用人，而应在大范围内来选拔人才，要扩大选拔范围，让众人来推举。四是选人用人的人一定要处以公心，以公正的态度来选拔人才，并要圣持公认的原则，决定用人的人不能有私情私意在里边。五是对平时不了解、不掌握情况的人，只要多数人都说好，就该任用，不放心可以搞试用制。六是用人要搞责任追究制，对有资格推荐人、说话算数的，如果推荐的是真人才就要奖赏，推荐的不是人才，而是庸才，就要处罚。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虽没有什么新鲜感；但也仍然没有过时。“夫天下之贤，因非一人所能尽也”，用人要“举之以众，取之以公”，用人者“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这些观点现实意义也还是有的。特别是被推举的人确实是人才，就奖赏推举的人，否则，就惩罚推举的人，这一责任连带制度，都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个是，《选官制度不能为图方便》。    

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定有选拔官吏的制度，制定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官吏选拔好，能为朝廷办事。尽管这些制度都是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制定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要选拔自己信得过、用得上的人，目的还是要把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吏选拔出来。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怪事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触目皆是，在选拔官吏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竟有制定选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吏部省事方便。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519年，北魏朝廷免去了吏部尚书李韶的职务，任命殿中省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组织部门高官的调整原因是李韶任吏部尚书期间停止了干部的选举录用工作，就是不提拔干部，引起了士人们的不满。崔亮上台，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选拔提升干部，自己在这个位置上也很难呆下去。所以崔亮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制定新的官吏选拔制度。制定新的选拔官吏制度崔亮先向皇帝写了个报告，提出了选拔官吏的原则。这些原则很简单，就是按照资历来决定。“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管应选的士子是好是坏，有德无德，才能如何，完全以待选时间的长短来定，时间长的就先用，时间晚的就后用，大家排着队来。这个原则一出，待选的士子都在那里排资历、算年限，都认为自己是待选时间最长的。    

崔亮的外甥刘景安在朝中任司空咨议，不赞同崔亮的作法，就向崔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商、周两朝采用从乡塾中选拔人才的方式来选用官吏，两汉采用的是由州郡推荐贤良、文学、孝廉的办法来选举官吏，曹魏和两晋则沿用前朝的旧法，又增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虽然这些制度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也能把贤能之士招揽到十分之六七。当然，朝廷选拔人才，仅仅要求士子的文采好，不考察他们的事理；察举孝廉只看辨章析句的才能，而不问他们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设立中正官却不考核人选者的才能品行，只关心他们的姓氏宗族，那么录取人才的途径就既不广泛，淘汰庸滥的办法也不精当。”刘景安对历代前朝的选官制度进行了评析，指出了存在的偏失，然后指出，“舅父您受命担任选拔官吏的要职，应该改革历代不尽完美的办法，怎么反而制定一个待选年资为标准的办法来限定参加选择的士子呢?这样下来， 天下的士子还有谁会修养自己的名节和操行呢? ”  

崔亮也认为他的外甥说的是对的，但他也有自己的一番道理。他对自己的外甥说：“贤甥所说的确实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深远情怀，但我提出以待选时间为准的制度，也有它的道理。古代和现在不一样，时代变了，处理的方法也要有所变化。从前子产刊定刑律之书以救时弊，但叔向却用不合先王时候的法令来讥讽他，这和你用古礼责难我的权宜之计是一样的。崔亮认为自己是与时俱进，并把自己比作春秋时期敢于铸造定刑律的子产，而把外甥比作不识时务的叔向。    

对于崔亮的作法，朝中有识之士也认为不妥，洛阳令薛琡也上书朝廷，指出老百姓的命运全都维系在吏部尚书一个人身上，如果吏部选官只按待选时间为准，不去甄别士人的才能高下，就像飞雁排队那样挨个行进，就像游鱼那样逐个前行，吏部拿着名册呼叫姓名，干这点事，只需要一位小吏就足够了。按照士子的待选时间来选拔官吏，这怎么能口L{选拔人才呢?薛琡的上奏，朝廷根本没有当回事，意见提了也就提了。以后甄琛接替崔亮任吏部尚书，感到崔亮定的选举办法很省事，减少了很多程序和矛盾，省去了不少麻烦，有个硬杠杠卡着，谁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就跟着继续实行。坏规矩反而成了好章程，怪事在当事人看来反而不怪。史书记载，“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崔亮定的选人制度是很难选出好的官吏的，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当然也能选出一些人才，资历长的也大有人才在，但肯定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不符合政治对人才的需求。就是这样既不利国也不利民的制度，反而能大行其道，一任接着一任地继承下去，就说明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表面上看，凭资历年限选官，对选官的人来说，是省了不少事，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从本质上来看，唯资历论之所以能够存之久远，源远流长，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僧多粥少，官位太缺，而争着抢着当官的人太多，都想出人头地坐位子，谁好谁坏是说不太清楚的。你说德才兼备，但谁有德、谁有才，这个标准也是不好定的。你说看能力，看政绩，但这个能力和政绩也是不好评判的。这些问题自古以来都争论不休，难以理清。既然理不清，道不明，崔亮就干脆来个按资排辈，都排好队挨个来，轮到谁谁就上，有意见也没办法，年限使然。论资排辈确实不是好招，但执行者省事，被轮者乐意，官是熬上来的，倒也心安理得，至于国事民事，那是大家的事，只要官好做、好做官就行。    

但愿这一恶习别再传下去。    

四、设立客观的评价体系：切忌绝对化    

这里先讲几个小故事。    

一个是，《切莫再搞品状相妨》。    

这里先说一下“品状相妨”这个名词。“品状相妨”，就是在魏晋时期，吏部选用官吏，负责推荐的官员，又名中正，必须向吏部提供被选用者的三项资料：一是家世，当时叫簿录阀罔，类似现在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但其实质不同。当时是看出身来选官的，出身高贵官位就高，这同现在了解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是不一样性质的问题。二是评语，又叫状，就是对被选用者的德才评价，类似现在的考核评价材料。三是等级，就是根据其家世和德才评价给被选用者所定的等级，又叫品。一个家世，一个评语，一个品级，在这三个材料中，家世标准是固定的，就是什么等级的家族可以做什么样的官。评语和品级同家世是不能划等号的，往往是不一致的。就是你干得再好，才能再高，评语写得再好，但由于你出身低微，来自寒门，你的品级就定不高，品级不高，你就作不了大官，就作不了超过你的品级的官。这种情况，就叫“品状相妨”。    

这一“看人下菜”，以出身定官位的制度，是由一个叫陈群的人制定的，这在当时对完全以门第取士授官的制度来说，还是一个历史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那些出身高贵，但不学无术，什么事也做不来的官宦子弟生下来就可以当官的情况，还是为干事的人开出了一条致仕门路。设立中正制度应该说是一个历史进步。三国时期，在曹丕称帝前，因为吏部不能审查考核天下所有的士人，就让陈群制定了“九品官人法”，让各州郡各自设置中正，州一级设置大中正，由本地在朝廷任职、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担任，让他们评定人才的高下，并定为九个等级，言论美善实效显著的就升级，道义方面有欠缺的就降级，吏部则依据这些资料来补充百官的缺额。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有利就有弊。这种制度实行的久了，有些担任中正的不是合适的人选，营私舞弊的情况也逐日增长。到了西晋时期，晋武帝太康五年，也就是公元284年，朝中有个叫刘毅的官员认真分析了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危害，指出了八个方面的弊端。刘毅在奏疏中说：“现在设置中正，评定九个等级，高低全由个人心意，别人的荣辱都在他们手中，掌握了天子的威势，剥夺了皇朝的权力。在公家一方不以评定失实为过错，在私人一方不以攻讦他人阴私为顾忌，用尽心机，多方营求，谦让的风气消失，争斗的习俗形成，臣下私自为圣朝感到羞耻!中正的设置，对于政治的损害大致上有八种：等级高下，依据权势强弱；判断是非，按照官场沉浮。对于同一个人，十天里就有不同的评语，上品中没有寒微之家的人士，下品中没有权势贵族子弟，这是第一种。设置州郡大中正，本来应该选取为乡里舆论所推崇、众心归附的人来担任，用他们来协调不同的见解，统一言论。现在崇重他们的职权而轻忽他们的人选，使杂乱、邪恶的言论充斥于乡里，大臣之间结下猜疑交恶的祸根，这是第二种。推究确立评定标准的本意，采用九个等级，是以为才能德行有优劣之分，同辈同类之人有高下之别。现在竟然使优劣颠倒，高下交错，这是第三种。陛下奖赏善良、惩罚罪恶，无不依法度裁断，偏偏设置中正，将一个地方的选拔重任委托给他们，竟然没有奖赏和惩罚的法令，又禁令他人，不能上告到官府，使得他们恣肆横行，没有任何顾忌，所有受到冤枉的人，心怀怨恨，不能让朝廷得知，这是第四种。一个州或郡的士人，多者数以千计，有的流离转徙到外地，有的从其他地方谋取衣食，当面连人都不认识，更何况他们全部的才识!可是中正不管知道与否，都得要定出等级、写出评语，便从官府收集这些人的善事，从传说中了解这些人的过失。过分相信自己，会有不了解人的弊端，听取别人意见，又有众口不一的偏差，这是第五种。大凡求取人才，是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现在担任官职成效显著的，或者列在低下的等级中；在官位上没有政绩的，反而获得很高的等级。这种做法就是贬低实际的业绩而崇尚虚名，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从而废除对官吏成绩的考核，这是第六种。大凡官府中政事各不相同，人的才能各不对等。现在不评论人的才能所最适合的工作，只是排列出九个等级，以等级录用人才，有的不是他的才能所擅长的；以评语录用人才，又为本身的等级所限制，只是写下些空言，以致等级与评语互相妨碍，这是第七种。没列入九个等级中的，不宣扬他们的罪过；列入的，不标举他们的善事，各人随自己的爱憎选拔人才，以培植私党，天下的士人怎能不放松自己的德行修养而专心一意地讲求人际交往呢?这是第八种。从这些表现来加以评论，职官名为‘中正’，实际是诈伪的渊薮；职事名为‘九品’，却有八种损害；古今政治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以为应该罢去中正，废除九个等级，抛弃魏朝的陈旧法规，重新建立一种完善的制度。”    

刘毅在奏疏中首先指出了等级评定的弊端，即对一个官吏的评判全掌握在这些有考评权的“中正”的人手里，这个官吏的是优是劣、是好是坏，都有他们来定。名为公正居中，不偏不倚，实际是借国家权威，明争暗斗，营私舞弊，助长了投机钻营、争权夺利的风气。对这种官场弊端，刘毅逐条剖析揭露：依仗权势强弱来判定是非，上品中没有寒微之家的人士，下品中没有权势贵族子弟；每考评一次官吏，都搞得纷纷扬扬，鸡犬不宁，各种说法都有，相互攻击，相互猜忌；看一个人，缺乏长期根本的了解，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就凭只言片语，就给人家下个结论，定出等级；注重虚名，崇尚浮夸，败坏了吏治风气；用评语来看待人才、录用人才，而这些评语都是空话、套话、不着边际的话，干的什么好事坏事都没写进去。这种考评任用官吏的作法是选不出真人才的，反而为结党营私、投机钻营，大开了方便之门。刘毅提出要废除这种作法，重新建立一套选拔制度。皇帝也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但一种制度一旦形成，改也难，在西晋一朝，始终未能改变。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考评制度，历朝历代都有不同，但都有利有弊。以后的通过考试来选取官吏的科举取仕制度，就是在总结前代选用官吏利弊的基础上提出来。这一制度时间较长，但最后也走进了死胡同。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是好的，都还不能简单地下个结论。优劣好坏要看是否有利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宁，各类人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很难的事，需要不停地探索实践下去。多了解点历史上选用官吏的情况，知道一下各种办法的利弊，对我们如何选好人用好人也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是，《精明•苛细•疏漏》。    

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齐肃宗高演深沉聪敏，少时就掌理尚书省，明晓熟悉吏事，即位以后，尤其勤勉努力，大改齐显祖高洋时代的弊政，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精明，却讥讽他苛细。他曾问中书舍人裴泽，外面的人有什么议论批评。裴泽很直率地回答他，说：“您很聪明，处事又很公正，自己认为可以和古代的贤圣君主相比。但有识之士都认为，您办事过于苛细，作为人君帝王气度还不够恢宏。”高演认为他说的对，但向他解释说，“我刚刚登上帝位，初理大政，担心办事出错，不够周备，所以就非常琐细，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能持久。管得细了，你们议论我太琐碎，如果不这样做，放手一点，担心又有人说我办事不周，太疏漏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国之君，在治国理政的方法上也处于两难的境地，粗了细了都不是，都会招人非议。以后他又问过他的表弟库狄显安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库狄显安也直言不讳地说他处理政务过于苛细，名位是个天子，办事像个吏员。对这些话他都能听进去，说自己很清楚这个毛病，将努力去改进，逐步达到无为而治。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齐肃宗高演的执政风格，办事精细而且琐碎苛求，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非常认真而且较真，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干。这本来是个好的作风，认真负责，踏实肯干，但朝中臣僚们反而不领情，都说不好。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问题。居什么位置，考虑什么事情，负什么责任，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有所分工和不同的。皇帝是一国之君，考虑的应该是国家长治久安、兴盛发达的大事，更多的是宏观决策，这就犹如行船，认清水道，看好风向，把握好舵。扬帆起锚、撑篙拉纤，那是船工的事。如果舵手也去撑篙，同大家一起出力流汗，倒是做到了身先士卒、与大伙同甘共苦，但没人掌舵，船就会跑偏方向甚至搁浅。    

精明、苛细、疏漏，这是北齐君臣对话中谈论出来的问题，是历史上不起眼的一件小事，我把它提溜出来发点议论，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工作方法来说，也要因职因事而行，不能一个标准、一种要求。处于不同的地位，担任不同的职务，承担不同的责任，工作方法是不能一样的。干什么事用什么招，要根据所承担的责任来定。现在从上到下一个要求，不论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开会、决策、讨论问题，都是一模一样，没人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认为这就是规范、就是好。这样的作风是不能长期下去的，坚持下去了，就是标准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管什么“苛细”、“疏漏”的议论，各负其责、各用其法，才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对干部的考核评价来说，也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不能苛求他都开了些什么会，说了些什么话，什么工作采取了什么方式，而是要他干了什么事，干成了什么事，要重实绩、重结果，而不能重形式。    

第三个是，《如何来看吴起现象》。    

吴起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可以说是助谁谁强，攻谁谁败，但就他的品德来说，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一直颇多非议。    

吴起本来是卫国人，但在鲁国做官。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齐国发兵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任用吴起为将，但鲁国人怀疑女婿不会对抗老丈人，把兵权交给他不放心。吴起为了表明自己忠于鲁国，就杀了自己的妻子，取得了鲁国人的信任，得到了大将的职务，并率领鲁国军队打败了齐军。而这时，鲁国又有人说，吴起残忍缺德，为得到大将的职务，连自己的老婆都杀掉了，劝鲁国国君治吴起的罪。吴起害怕了，就跑到魏国。魏文侯就任他为大将，去攻打秦国，连续夺下了五座城池。吴起为将很会带兵，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炕，就连行军也不骑马，同士兵一样步行，而且还亲自搬运军粮。有个士兵患了毒病，他亲自为其吸毒，深受士兵的拥戴。一次魏武侯乘船顺河而下，看到大河两岸壮丽的风光，就对随行的吴起说，魏国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是块风水宝地。吴起回答说，国家兴衰在于君主的德行和治国的方略，而不在山河之险峻，物产之丰饶。魏武侯点头称是，认为他讲的太对了。以此说明，吴起还是很看重品德的，也是崇尚道德的。魏武侯的相国原是田文，同吴起合作得很好，一文一武，把魏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魏武侯改用公叔为相。这是个阴险小人，他又娶了公主为妻，就更加专横。他忌妒吴起的才能，就想除之而后快，就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并让魏武侯用美人计，说把公主嫁给吴起，来试探吴起是否想真心留在魏国。吴起会带兵打仗，也是个善用计谋的人，但却防备不住内部的奸诈小人所施的诡计。结果真的中计，谢绝了与公主的婚事。魏武侯也因此怀疑吴起的不忠，不再信任吴起。吴起害怕遭到杀身之祸，只好离开魏国，投奔到了楚国。楚悼王知道吴起是个人才，一到楚国，就任命他为国相，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吴起在楚国也是忠贞不二，拼命地干，为了富国强兵，就大胆裁减官员，废除王族中的一些亲戚待遇，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安抚和奖励征战的将士，并严明军纪，严肃执法，把楚国治理得有模有样。在吴起的鼎力辅助下，楚国平定了南越，征讨了秦国，抵住了韩、赵、魏国的进攻，使楚国一步步强大起来。而这时楚国的权贵却对吴起恨得牙痒痒，造谣中伤，诬蔑陷害。在楚悼王死的时候，这些贵戚大臣开始作乱，围攻吴起。吴起伏卧在悼王的尸体旁边，攻打吴起的人在射击吴起的同时，也把箭射中了悼王的尸体，连死了的侯王也不得安宁。    

吴起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既能治军，也能治国，但却没能有一个好归宿。为谁服务都尽职尽责、忠心耿耿。但在哪里都待不下去，都被排挤陷害。说吴起德不好，但具体的事例历史记载的不多，杀妻表明心迹，大概是最大的“缺德”了。其他在魏国、楚国还真找不出什么缺德的事。吴起很自负，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魏武侯立田文为相国，吴起不服气，就直接找到田文说，我要同你比比功绩，开诚布公地讲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说统领军队、领兵打仗、抵御外敌入侵、整治冗官污吏、安定广大民众、治国理财都比田文强，而且中原和南方各国也都服气。田文也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不如吴起，但也告诉吴起，田文说自己能帮助国君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能使众臣归附、百姓安心、社会稳定。吴起明白了这个大道理，承认并很尊重田文的相国地位，两人配合得非常好。这同赵国廉颇和蔺相如的事情很相似，也应算是一段将相和的美谈。    

据史书记载，鲁国人看不起吴起，说吴起为人太残忍，列举的事实就是吴起在少年时期家里曾很有钱，他四处游走，也没能当成官，结果把家也给败了。乡里都讥笑他是个不成器的人。吴起就杀了讥讽诽谤他的人30多个，然后出逃，走时对母亲发誓说，若不作将相，坚决不再回来。结果他母亲去世，也没有回来守孝。再一件事情就是杀妻求将。吴起到魏国，在用不用吴起的问题上，魏文侯曾征求李悝的意见。李悝说吴起打仗有过人的本事，就是贪而好色。好色没有记载具体的事例，贪指的是贪名，而不是贪财，也是指杀妻求将一事。但魏文侯知道吴起不贪，而且还很廉洁，很得将士的心。司马迁在评价吴起时，说吴起知道德行治国的重要，劝说魏武侯以德治国，而自己在楚国辅政时，却实行苛刻的暴政，结果被人射杀。吴起执行的是不是暴政，史书中也没有具体的记载，就是严明法律，裁去冗官，剥夺了一部分皇亲国戚的利益，得罪了权贵集团，连太史公也认为是“刻暴少恩”，这可真是有口难辩，任由后人评说了。当世被攻击，后人少好语，吴起现象颇费思量。用现在一些人的观点来看，吴起走到哪里，哪里都不欢迎，说明这个人团结不住人，毛病特多，肯定不能重用。要按现在的考核程序，打分标准，肯定也是不合格，至少进入黄牌警告行列。吴起的遭遇，从根本上说是小人陷害，主上不明，逼得杀妻逃离，到处流浪，还被流言所包围，背了个无德不忠的骂名。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吴起现象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很深刻的，就是评价考核干部以什么为标准，好人能人有贡献之人落不下好名的事例是很多的，用人之人一定要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