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已经讲得很多了，这里不再去从理论上做更多论述，而仅从一些历史事件中来看一看腐败所带来的危害，做到警钟长鸣、居安思危。一、腐败是亡国之源综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政权更迭、江山易人，无一不是因腐败而亡国，以骄奢而易人。毛主席有一首诗，名字叫《送瘟神》，写于1958年7月1日，这一天是党的生日。毛主席读了6月30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主席非常高兴，“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首诗分上下两篇：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从这首激越、明快、豪迈的诗中，可以看出主席喜悦的心情，消灭了血吸虫病，送走了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毛主席在这首诗中形容“六亿神州尽舜尧”。当时我国人口有六亿五千万，主席在这里歌颂了人民的伟大，说伟大的中国人民个个都是中国古代舜尧一样的圣贤，这才能驱走瘟神。人民也只有人民，才能做到“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才能“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毛主席把人民比作尧舜，意在赞颂人民，但也说明对尧舜是赞同和肯定的。尧舜是中国历史上传说的两位圣明的君主。传说尧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五世，号陶唐氏，居住在西方，也就是中国的西部，都城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舜是颛顼的七世孙，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居住在东方，即中国的东部。历史世代相传把他们尊为圣贤，主要说他们能发扬民主，不谋私利，为民谋福利，与民同甘苦，并把帝位禅让给有德之人。尧禅让帝位于舜，舜禅让帝位于禹。《尧典》说，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就像死了爹娘一样悲痛，可见人民对其敬仰。《韩非子•十过•五蠹》等文章中说，尧的生活是茅草屋、糙米饭、野菜根不加调味，饮食器是土缶，所穿衣服是粗麻布，也仅仅是遮住身体而已。冬天披鹿皮，衣服和靴子不到破烂不堪的程度从不换新的。从这些远古的传说记载中，一方面说明当时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另一方面也说明上下同心、同甘共苦。《礼记•礼运篇》讲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我们今天不好考证当时是不是这样的大同社会，但从这些语言中完全可以看出，人民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满意的，后人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是追崇的，否则这样的社会情境是想象不出来的。后人对禹也是尊崇的，赞誉也很多，但没有把他同尧舜并列。后人对禹的赞颂，主要是他治水的功绩。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而只有在炎黄族里说是这次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战国时期的人作的《禹贡篇》，系统地说明了当时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并把禹的治水传说发展成为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说禹建设了原始水利灌溉工程，促进了农业发展。《世本》一书记载中又说禹曾铸九鼎，用铜做兵器。还传说禹是开始造城的人，酒的出现（甜酒）也是在禹执政时期。从这些传说中，可以看出禹是远古生产力大发展时代的代表人物。正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私有财产大量增加，天下大同的原始氏族制逐步向私有奴隶制过渡，禹所建立的夏王朝也就废除了禅让制，而实行了世袭制。在生活上，禹比尧舜要奢华得多。虽然在一些典籍中也记载禹不讲究衣食，但说他“讲究祭祀鬼神”，在祭器外面涂漆，里面涂红。说他讲究礼服礼冠，注意在贵贱上有所区别。也正是从夏王朝开始，每个朝代的更替都是因腐败而起。小康一词来自《礼记•礼运篇》，说的就是夏启时代。“今大道既隐（原始公社解体），天下为家（变公有为私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私有财产），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继位，认为当然），城郭沟池以为固（保护私有财产），礼仪以为纪（制定礼教和法律），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阶级制度），以立田里（划分疆界，土地私有），以贤勇知（养武人谋士做爪牙），以功为己（谋个人利益），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争夺不可避免）。……是谓小康。”我们把古人所描述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做个比较，就可以看出，私有制、财产私有是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源，并由此而产生了贪婪和腐败，为争权夺利而发生的战争和权谋也就不可避免。为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公道正派有智慧的贤圣出现，这就是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之所以能成为圣人的原因。史书记载，夏立国从启至桀十六帝，十三代。《竹书纪年》说，从禹到桀四百七十二年，《三统历》说四百三十年。四百多年的王朝灭亡在腐败君王桀的手上。夏桀十分暴虐，夏民曾指着太阳咒骂他：“你几时灭亡，我情愿跟着你一起灭亡。”商汤攻击夏桀，桀的士兵在鸣条溃散，桀连洛阳都不敢回，只好四处逃亡，可见其不得民心。夏桀成了暴虐帝王的代名词。商灭夏后立国十七代三十王，《竹书纪年》说四百九十年，《三统历》说六百二十九年，传到最后一个国王叫纣，也是腐败亡国，断送了六百年江山。史书称，纣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且威武雄壮，相貌堂堂，是个伟丈夫，就是缺德寡恩，腐败透顶。商自武丁以后的历代帝王都淫乱好色，乐于打猎游玩，到了纣统治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统治阶级游玩无度，致使大量农田荒芜，还四处发动战争，征发劳役，残酷压榨人民。“肉林酒池”就是纣的发明创造，对忠贞之士剖腹挖心也是他的杰作。也正是在这些“创造”、“杰作”中，商王朝一步一步走向了灭亡。而这时要取而代之的西周，还是偏隅西部贫瘠之地的一个诸侯，国土方圆不过百里，由于励精图治，与民同耕，农民去耕田，周君带着妻子去给农夫送饭，农事完毕，周君夫妇请农夫到公堂之上饮酒吃肉。农夫欢呼他们“万寿无疆”，后世的“万寿无疆”也就是来自于农夫对英明君主的颂扬。但西周也是成于俭而败于奢，周幽王统治时期，也是因腐败而亡国。幽王宠爱褒姒，为博褒姒一笑，而点起烽火，拿军事警报当娱乐，最后被申侯勾结犬戎杀死在骊山之下。到了东周时期，因天子已是有名无实，各个诸侯坐大，自成为国，自立为王，一个中华帝国分裂为几十个、上百个国家，相互兼并搏杀，一直打了五百多年。到秦统一后，也仅仅几十年时间，传至二世，便寿终正寝，原因也是二世胡亥及其统治集团腐败。又是经过疯狂的战争，人民倍受痛苦，才又复归统一。这期间也是由于腐败而造成政局不断动荡，江山不断易人，不停地改朝换代。历史上大一统的朝代传至二世即灭亡的有秦、西晋、隋三朝，都是千辛万苦打下了的江山，屁股都没有焐热，就被赶下了台。这里仅说一说隋朝二世隋炀帝，来剖析一下腐败是怎样亡国的。隋文帝给隋炀帝留下的是个不错的江山。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全国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八百九十多万户；东西长九千三百里，南北宽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史称盛世的唐贞观年间，同隋炀帝时的国力都是无法可比的。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也就是唐太宗仅去世三年之后，唐高宗曾向户部尚书高履行询问当时的全国户数，并同隋朝进行比较。高履行报告说，本朝现有户口三百八十万，而隋朝开皇年间有户口八百七十万。当时，户口是国力财力的主要表现。由此可见，唐贞观盛世的国力还不及隋炀帝时期国力的一半。但再好的江山也经不起腐败的折腾，隋朝的短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隋炀帝奢侈骄淫、好大喜功，把它折腾进去的。可以列举几个历史事件来看。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这年的三月十七日，隋炀帝诏令杨素和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每月投入的民伕就有二百万人，并迁徙洛州城内居民和各州富商大贾几万户到洛阳来。还是这一年，敕令宇文恺和内史舍人封德彝等人营建显仁宫，南边连接皂涧，北边跨过洛水，征调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运到洛阳。又搜括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异兽，用来装点园林。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淮北各郡民伕前后共计一百余万人，开凿通济运河，从西苑引谷水、洛水进入黄河，又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进入汴水，再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淮河；征调淮南民伕十余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经扬子进入长江。运河宽四十步，旁边修筑御道，栽上柳树；从长安到江都，设行宫四十余处。派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到江南造龙舟和其它船舶几万艘，从东京派出官吏监督工程，为抓紧完工，他们严厉惨急催促威逼，工匠民伕死去的有十分之四、五。负责收尸的部门用车装载死去的民伕，东边到城皋，北边到河阳，满路运尸车往来不断。还是这一年的五月，又动工营建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人工海，周围十余里。海中建造蓬莱、方丈、瀛洲几座神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亭台楼阁在山上星罗棋布，从各处看都如同仙境。北边有龙鳞渠，盘旋曲折注入人工海。沿龙鳞渠两旁，建造了十六院，院门正对渠水，每院以一名四品夫人主持，堂殿楼观，非常华丽。到了秋冬季节，宫内树木绿叶凋落，就剪彩绸为绿叶，缀在枝条上，如果褪色就换新的，使四季景色常如阳春三月。小池塘中也剪彩绸做成荷叶菱角，如果隋炀帝冬天来游玩，就在池塘中除去冰凌，用彩绸布置成荷塘春色。隋炀帝来游玩，十六院竞相用精美食品比试高低，以求得到恩宠。隋炀帝喜欢在月夜带领几千名宫女，骑马游逛西苑，亲自制作《清夜游曲》，命乐工在马上演奏。这年的八月十五日，隋炀帝到江都游玩，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龙舟北上迎接他。十八日，隋炀帝登上小朱航（小船），从漕渠沿洛水进入黄河，然后换乘龙舟。龙舟共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最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黄金碧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皇后萧氏乘坐的翔螭舟规模稍小一些，但装饰没有差别。另外还有浮影船九艘，三层，都是水上宫殿。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篾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百官所使用的物品。这些船共用拉纤的民伕就有八万余人，其中漾彩级以上船只拉纤的就有九千余人。这些人称为殿脚，都身穿锦缎彩布制作的袍服。还有平乘、青龙、艋艟、艚、八棹、艇舸等船几千艘，供十二卫士兵乘坐，载有兵器帐幕，全由士兵自己拉纤。船舰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行进，严密保护，旌旗蔽野。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以内，都奉命供应食物。多的一州要出动一百辆车来运送，所产水陆珍奇物品无不呈献。后宫美女都吃腻了，每停留一站以后再起程，就把吃不完的食物扔掉或埋掉。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二月初一，隋炀帝下诏命吏部尚书牛弘等人议定皇帝的车服仪仗制度。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制造，送往江都。何稠博览图书典籍，参合古今式样，把皇帝的衮服和冠冕都绣上日、月、星、辰，把鹿皮帽改用漆纱帽，又制造朝会所用的三万六千人的黄麾仪仗，以及皇帝的御车御轿和皇后的仪仗，还有文武百官的礼服，都力求华丽壮观。督责各州县送交羽毛，百姓为了能捕捉到鸟兽，水上陆地设下天罗地网，不管是飞禽走兽，只要有羽毛、皮毛可作装饰品的，几乎都被捕尽杀绝。乌程（今浙江湖州市）有一棵高树，超过一百尺，树周没有可以攀附的枝条，这棵树上有鹤巢，人们想捉鹤，但爬不上树，就用斧头砍伐树根。鹤怕它的幼鹤跌死，就自己把羽毛拔下来扔在地上。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祥瑞，说：“天子造有羽饰的仪仗，鸟兽自动奉献羽毛”，拍马屁赞颂。这些大规模制作所役使的工匠有十万余人，用的金银钱帛多得以亿来计算。隋炀帝每次出行，仪仗队伍都堵塞街巷，连绵二十余里。这年的三月十六日，隋炀帝从江都出发回京。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洛阳南部，从伊阙开始排列车驾仪仗，共车乘一千辆，骑兵一万人，浩浩荡荡，进入东京。二十七日，隋炀帝驾临端门，规定五品以上文官乘坐车子，上朝穿弁服，佩挂譬玉；武官的马勒加白螺装饰，人戴包头巾，穿“骑马装”。史家称，当时文物典制的隆盛，近世没有比得上的。这一年，隋炀帝还在巩县东南平原上设置洛口仓，修筑仓城，方圆二十余里，开凿了二千个地窖，每个窖内可装粮食八千石以上，设置监官和镇守的士兵有一千人。十二月，又在洛阳北七里设置回洛仓，仓城方圆十里，开凿了三百个地窖。也是在这一年，突厥启民可汗将要来京朝见，隋炀帝想向他炫耀隋朝的富庶欢乐，太常少卿裴蕴也就迎合隋炀帝的心意，奏请搜括天下原来周、齐、梁、陈等国的乐家子弟编为乐户；六品以下官员及平民，有擅长音乐的，都要到太常寺当差。隋炀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将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民间杂戏艺人都集中到东京，在芳华苑积翠池旁公开表演。据史书记载，首先出场的是舍利兽，来回跳跃，忽然激水注满街道，鼋鼍、龟鳖、会泅水的人、虫鱼，遍地游动翻腾；有一个节目是鲸鱼喷水成雾遮天蔽日，忽然间化作黄龙，长七八丈；还有一个节目是二人头顶长竿，竿子上有人跳舞，一眨眼两竿上的人飞腾而过，互相交换了位置；有神鳌背负大山，魔术师吐火等等，千变万化，多姿多彩。艺人们都穿绫罗绸缎，跳舞的人身上环佩叮当悦耳，还用彩色羽毛作装饰。隋炀帝督责京兆尹、河南府制作艺人所穿的彩服，造成两京绸缎为之一空。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到北方巡视，征调河北十几郡的成年男子开凿太行山，直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准备修成驰道。出巡到达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枉县），隋炀帝想出塞炫耀军威，穿过突厥境内，直达涿郡（今北京城西南），又担心此举会使突厥启民可汗害怕，就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去宣谕旨意，就是先打打招呼。启民可汗接到诏命后，就把他所属的奚、霫、室韦等国的酋长几十人都召集起来准备迎接。长孙晟看见启民可汗牙帐中长满杂草，想让启民可汗亲自除掉，以向各部落显示天子的威严，就指着帐前的草说：“这草非常香。”启民可汗连忙闻了一下，说：“一点都不香。”长孙晟说：“天子巡幸所到的地方，诸侯都要亲自洒扫，清除天子车驾所经过的道路，以表示崇敬之心。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所以说是留着香草嘛！”启民可汗听到话中之音，慌忙说：“这是我的罪过！”拔出佩刀亲自割草，其他贵族和各部酋长都争相仿效。于是从榆林北境起，西到可汗牙帐，东到蓟城，长三千里、宽一百步，开辟了一条为炀帝御驾通过的车道，突厥人全部都投入了这一工程。也是在这次出巡中，隋炀帝想向突厥人炫耀，就命宇文恺制作大帐，帐内能坐几千人。隋炀帝来到大帐中，准备好仪仗侍卫，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落，表演各种杂戏。各胡族都惊异喜悦，争相进献牛羊驼马达几千万头。隋炀帝赏给启民可汗丝帛二千万段，其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坐骑和鼓吹乐幡旗等仪仗，特地准许他朝拜时不必自报姓名，位在诸侯王以上。这一年，隋炀帝又下诏征调民伕一百余万人修筑长城，西边起自榆林，东边到紫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共修筑了二十天就完工了。八月初六，隋炀帝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溯金河而上。护驾的军队就有五十余万，战马十万匹，旌旗辎重连绵千里。隋炀帝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观赏风景的行殿，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行殿可以拆开，可以重新组合，下设轮轴，可以很快地推移。又命宇文恺制作可以移动的城堡，城堡周长二千步，以木板为框架，用布覆盖，画上彩画，城堡上城楼、瞭望台一应俱全。胡人惊叹以为这是天神所为，每当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就趴下叩头，无人敢骑马。八月十七日，隋炀帝入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县北）。二十六日，抵达太原，诏令建造晋阳宫。隋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朕打算拜访你家，你可以做主人款待。”张衡便先骑马到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准备酒宴。炀帝登上太行山，命令开辟九十里直达张衡家的道路。九月十三日，到达济源，驾幸张衡宅第。隋炀帝喜爱这里的山泉，便住下来欢宴三天，赏赐的财物很丰富。隋炀帝回东都后，十月，又令河南各郡选送一艺户到东京协助原有的三千余户艺户，在洛水南边设十二坊来安置他们。这次出巡，所摆的排场，花费的钱财，动用的物力人力是难以想象的。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初一，隋炀帝诏令征调黄河以北各地军队一百多万人，前往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入黄河，向北通涿郡。因男丁人数不够，又征用妇女服役。这年的三月二十二日，隋炀帝驾幸五原，顺道出塞巡视长城。行宫设有木制的六合城，用枪车来装载，每次暂住一地，便把车辕朝外作外围，内布铁蒺黎；还安设弩床，都插上钢锥，钢锥朝外；上面装置旋机弩，用绳子系在弩的扳机上，如果有人触动绳子，弩机就旋转，向触动的方向发箭。在弩外周围又安插能弋射的短箭，并装设铃柱、木槌、石磐，只要有人触动，就发出声音报警。隋炀帝天天都在营建宫室，两京以及江都，林苑庄园、亭台楼阁虽然很多，时间久了，他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每次游玩，左顾右盼，觉得没有中意的，不知到哪里才好。于是遍求天下山川地图，亲自察看，以寻求可以营造离宫林苑的名胜之地。这年的四月，又诏令在汾州之北，汾水的源头营建汾阳宫。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初二，隋炀帝巡视到河右（今甘肃、青海以西）；初八，驾临扶风郡（今陕西凤翔县）杨家故宅。夏，四月，二十七日，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渡黄河，抵达西平郡，集合军队进行军事演习，准备攻击吐谷浑。五月初九，隋炀帝于拔延山（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北）进行大规模围猎，所设长围绵延二十里。十四日，又到长宁谷（今青海省西宁市北），越过星岭（今青海西宁市北）；二十日，抵浩川（今青海大通河），由于桥未建好，斩杀了都水使者黄亘及九名监工，几天后，建成桥，继续前行。六月十一日，隋炀帝抵达张掖。在这次出巡前，隋炀帝就命令裴矩去劝说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等，诱之以厚利，召令其入朝。十七日，隋炀帝抵达燕支山（今甘肃永昌、民乐二县之间），麴伯雅、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使者皆迎驾于路边。隋炀帝命其戴金玉、着绸缎和毛织品，奏乐焚香，歌舞欢庆。炀帝又让武威、张掖两郡青年男女盛装艳服让人观赏，衣服、车马不新颖漂亮的，由郡县督责改换。马匹车辆堵塞道路，绵延几十里，以此表明中国的富强。六月二十一日，隋炀帝驾临观风行殿，陈列仪仗、礼仪，规模十分宏大，邀请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上殿宴饮，其余陪宴的共有二十多个国家的蛮夷使者。在宴会上演奏九部乐，并表演鱼龙杂戏来娱乐，各国来使都得到赏赐。巡视后东返，经过大斗拔谷，山路险峻，人马只能单行鱼贯而出。时值风雪交加昏天黑地，文武百官衣服湿透，又冻又饿深夜还不能到达前面的营地，士卒冻死大半，马驴冻死十分之八九。后宫的妃嫔、公主有的狼狈走失，和士兵混宿于山中。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因为各蕃部落的酋长都在洛阳，十五日，在端门街举行盛大活动表演百戏。戏场周围长五千步，有一万八千人奏乐，乐声传播数十里，从黄昏到天明，灯火光芒辉映天地，整整一个月才结束，所耗费的金钱巨万，从此年年如此。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今东都洛阳东市）市场做生意，隋炀帝同意了，并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统一，设置帷帐，珍稀货物如同山积，商人们衣饰华丽富贵，卖菜的人坐在用龙须草编织的席子上。胡人若有过酒食店的，都让店主邀请他们进店就坐，酒足饭饱之后就离开，不要他们付钱，并告诉他们说：“中国富得很，喝酒吃饭向来不用付钱。”胡人都惊奇赞叹。其中聪明的人有些觉察，看到用丝绸缠树，就问：“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穷苦人，何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缠在树上做什么？”市集上的人无言以对。这一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把征调来的属于周、齐、梁、陈旧时的散乐艺人全部配属太常，并分别设置博士弟子以便相互传授技艺，仅乐工人员就有三万多人。也是在这一年，隋炀帝敕令开凿江南运河，从京口到余杭，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目的是使龙舟可以通行无阻，并在沿岸设置驿站、行宫、野外停顿处，隋炀帝准备东游会稽。隋炀帝认为随驾群臣都穿上衣和套裤相连的骑乘之服，在军旅中行动不方便，就诏令：“随驾远行之人，文武群臣都穿戎服，五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可用红绿色，文书小吏穿青衣，庶民百姓穿白衣，屠户商人穿黑衣，士兵穿黄衣。” 也正是在这样的折腾中，富庶的隋朝只存二世便寿终正寝了。腐败折腾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手里有钱。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手里攒了几个钱，日子比较好过了，各种欲望都膨胀了起来。除了物欲、色欲、权力欲以外，还有一个名利欲，就是想青史留名，成为贤圣，就开始大搞形象工程。瞎胡折腾的一个思想原动力就是成名、扬名，争名、留名。对君王来说，是为了青史留名，而对官吏来说，在这个名的背后还有利，就是以此获取更大权利。二、腐败是乱政之根帝王腐败要亡国，官吏腐败要乱政，政乱了离亡国也就不远了。中国历史上几个盛世王朝，由鼎盛转向没落，就如过午的太阳一样，开始向西山滑去，这个转折点，也是由于腐败而引起的。这里可以从唐、宋、明、清四个大的朝代来看。先说唐代。唐太宗在封建帝王中应算是个英明的君主，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结束了隋末的混乱，建立了为后人所称道的盛世唐朝。唐太宗知道创业的艰辛，也知道守业的艰难，从隋朝灭亡的教训中，更知道一个王朝衰败没落的原因，所以他在临终前作了《帝范》一书，深刻总结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亲手教给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子孙们能照着去做，以保李唐王朝基业万代。可他的这些子孙们并不争气，书肯定是读了，但理解得不深，把握得不准，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在《帝范》中说的话，支的招，他的子孙们多数没有遵照执行。《帝范》共有文章十二篇，其中第七篇讲戒盈，第八篇讲崇俭。在十二篇文章中，拿出两篇来专门论戒盈崇俭，防止腐败，可谓谆谆告诫、反复叮咛其子孙要俭以养性，静以养身，不要放纵自己的嗜好和欲望，切忌骄奢淫逸；要存乎节俭，守之以约，做到“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他告诫他的子孙们说，人主喜欢声色犬马，玩物逞欲，就会“人神怨愤，上下乖离”，寻欢作乐的日子还没有走到尽头，倾覆的命运就要到来了。“奢俭由人，安危在己”，这是关乎平安和危乱的大事，千万要牢记！牢记！对唐太宗的这些话，他的子孙们肯定都是熟知于心，常讲于口，甚至能倒背如流，但就是只说不做，仅仅奉为神明，供奉祭祀而已。唐朝自兴盛至衰亡，历经二百九十年。后世史学家把这二百九十年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也有的叫盛唐、中唐、后唐三个时期。大体的划分是：唐前期自公元618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公元741年，即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大体有一百二十四年，是发展强盛时期；唐中期自公元742年，即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公元820年，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大体有七十九年时间，为分裂与统一的斗争时期，发展停滞，战争频繁，但仍能维护中央统治，保持国家统一；唐后期自公元821年，即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公元907年，即唐昭宣帝天佑四年，共有八十七年，朝廷内斗，地方割据，农民起义，唐朝廷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最终走向灭亡，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唐朝从兴盛走向衰亡，是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始的。史书评价唐玄宗是个半明半昏的皇帝。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这二十五年间，唐玄宗还是励精图治的。由于他能正确用人，虚心纳谏，谦虚谨慎，戒奢以俭，做到了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国威远扬，使唐王朝达到了盛世顶峰。史书曾说开元末年，西京、东京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也很低廉，海内安富，行人走万里远路，用不着带武器。说天宝末年，中国强盛，自西安远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也正是这个盛世辉煌的成就，造就了唐玄宗的忘乎所以，滋生了骄奢淫逸之心，腐败骄奢之风也从此兴起。唐太宗所说的“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在唐玄宗身上得了充分验证。唐王朝的由安转危，也就是唐玄宗由俭转奢、腐化堕落开始的。唐玄宗执政时期由盛转衰是从任用李林甫为相开始的。李林甫独居相位，掌控朝政；媚事宦官，迎合上意；杜绝言路，以成其奸；诛逐贵臣，以张其势，把一个大好局面给搅和了。唐玄宗为什么这么信任李林甫，甘心情愿把大权交给他，任由他胡作非为，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李林甫摸透了唐玄宗骄侈的心理，一切顺着他的心意来办，能投其所好，让他放心纵欲，心里舒服，身体快乐，得到无止境的满足。正是唐玄宗的骄侈，养成了李林甫的奸恶；李林甫的奸恶，推动了唐玄宗的骄侈，把一个盛世王朝推向了败亡。这里仅举几件小事，看玄宗后期的骄侈程度，由此可以看出盛世王朝是如何败亡的。唐玄宗宠爱杨贵妃，醉心于声色之中，这在众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高力士是唐玄宗最为依赖的太监，史书记载，高力士在宫中侍卫，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由高力士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曾说过，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李林甫、高力士、杨贵妃都是为唐玄宗骄奢淫逸加薪助火之人。据《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正当得宠时，每次骑马高力士就替她牵马缰拿马鞭，专供贵妃院织绣的工人就有七百人，朝廷内外争相进献器具服饰珍宝玩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所进献的东西精美，张九章官阶加至三品，王翼入朝为户部侍郎。为皇帝的小老婆送高级精美的礼品就可升官，从此以来，全国便随风而倒，奢侈之风也风靡全国。当时民间就有歌谣唱道：“生了男孩莫欢喜，生了女孩莫悲伤，请看今日女孩光宗耀祖神采飞扬。”杨贵妃想要吃新鲜的荔枝，每年荔枝成熟时就命令岭南用驿马飞奔运送，等到了长安，荔枝的颜色和味道都没有改变。就这样的骄贵日子，杨贵妃还不如意，经常使点小性子，耍点小脾气。一次杨贵妃因嫉妒泼辣不恭逊，使性子没有谱了，惹得唐玄宗大怒，就下令把她送回她哥哥杨銛家中。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是一天都离不开的，把杨贵妃送回去，唐玄宗一天都不高兴，中午也不吃饭，心里百无聊赖，左右的人无论干什么都不合他的心意，而且还发脾气，无缘无故地棒打侍奉他的人。高力士知道他的毛病在哪里，就奏请把杨贵妃院中储备的器物全部送给杨贵妃，并装满了一百多辆车子。唐玄宗亲自把自己的饭食分出一份让高力士也送给杨贵妃吃。到了夜晚，高力士就奏请唐玄宗把杨贵妃又接了回来，而且是大开宫门迎入。从此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恩宠礼遇更加隆重，后宫再没有人得以进幸了。杨贵妃得宠骄奢无度，太监也是一样。这件事后，唐玄宗把已经是左监门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的高力士又加官为骠骑大将军。会伺候人、讨皇帝欢心就可升官做大官，太监也不例外。由于高力士得到唐玄宗的恩宠，且年头又长，所以朝廷内外都畏惧害怕他，连太子也称他为“兄”，诸王公都称他为“翁”，驸马辈的称他为“爷”。即使是宰相李林甫、军阀安禄山这样的人也都是凭借他才取得宰相和大将的位置。高力士家的财富丰厚得不可胜数。史书记载，在西京修建宝寿寺，寺内大钟铸造成时，高力士作斋表示庆贺，满朝的官员都赶来参加。谁用杵敲一下钟，得布施一百缗钱，就有讨好的人用杵敲到二十下，到场敲得最少的也不少于十下，可见高力士当时的权势之大。由于高力士的性格谦和谨慎而且少有过错，又善于观察形势并随时调整自己的行动，也不骄傲蛮横，所以唐玄宗始终亲近信任他，朝中的士大夫们也不怎么痛恨讨厌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也是不错的。杨贵妃得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都飞扬起来。唐玄宗封杨贵妃嫁给崔氏的姐姐为韩国夫人，嫁给裴氏的姐姐为虢国夫人，嫁给柳氏的姐姐为秦国夫人。这三个人都有才艺和美色，唐玄宗称呼她们为“姨”，让他们随意进出宫廷，共同来蒙受皇帝的恩泽，杨氏四姐妹一时权势倾盖天下。每当三国夫人入宫拜见唐玄宗时，连尊贵的玉真公主等皇家子女也都谦让不敢就座。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与杨銛、杨錡五家，凡是遇有请托之事，各府、县都极力奉承逢迎，执行起来比皇上的命令还要迅速。四面八方的贿赂馈赠，汇集在他们家中，从早到晚门庭若市。皇族十宅各王以及百孙院遇有结婚或嫁女的事情，都要用一千缗钱贿赂韩国夫人、虢国夫人让她们向皇上请托，没有不如愿以偿的。连皇家自家办事都得送钱请求她们，可见玄宗贪色之深，杨氏姐妹受宠之隆。杨氏五家竞相修建府第宅舍，极其壮观华丽，一个厅堂的费用，动辄超过千万钱；已经建好房屋，看见他人有胜过自己的，就毁掉重新修建。虢国夫人尤其豪奢放荡，有一天，她带领工人突然进入韦嗣立的家中，立刻拆掉旧屋，自建新房，仅仅给韦氏十亩闲田而已，等于是强夺官宅。中堂建成后，她叫泥瓦工来涂饰墙壁，费用大约是二百万；泥工又要求奖赏技艺，虢国夫人用深红色的罗缎五百段赏给他们。这些泥工不屑一顾地讥笑说：“请您拿出一些蝼蛄、蚂蚁和蜥蜴来，记下它们的数目放在堂中，如果失去一个，就不敢接受工钱。”由此就可以看出其奢华程度。唐玄宗喜欢奢侈豪华，全国也就自然形成了豪奢浮华之风，贵戚们也都以竞相向宫中进献食品为时尚。唐玄宗任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就是专门建个机构，设个官吏来负责这些进献的食品，每天接收检验水中和陆地所出产的珍贵菜肴就有几千盘，一盘的费用都相当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中书舍人窦华有一次退朝回家，正碰上公主在进献食品，陈列在宫中的街道上，窦华传呼左右控制马的缰绳小心翼翼地从行列中通过，但这也不行，好几百个宫苑小子拿着木棍上前来打，窦华仅仅只身逃脱。这里顺便提一下杨国忠。杨国忠原名杨钊，是杨贵妃同曾祖父的哥哥。他没有学问，品行也不好，被宗族乡党的人所轻视。他在四川从军，做了新都县尉，任期届满，因家里贫穷，不愿回乡，结识了新都县的有钱人鲜于仲通，鲜于仲通就常常给他点资助。这个鲜于仲通读了不少的书，很有些才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推荐他做了采访支使，并把他当作心腹来任用。章仇兼琼曾在闲谈中对鲜于仲通说：“现在只有我一人被皇上所亲厚，如果没有宫内的援助，必定被李林甫所危害。听说杨贵妃新近得到皇帝的宠幸，人们还不敢轻易依附，你若能替我到长安与杨家相结识，我就没有祸患了。”鲜于仲通说：“我是蜀中人，未曾游历过京城，恐怕会坏了您的大事。现在替您另外找到一个人。”于是就把杨钊介绍给了章仇兼琼。章仇兼琼见杨钊仪表堂堂，言谈敏捷，就非常高兴，任命他为推官，让他到京师去进献春绨（丝织品），临行时，对他说：“我有许多东西在郫县，聊作你路上的费用，你经过郫县时，可顺便去拿。”杨钊到郫县，章仇兼琼派亲信带给他大量精美的蜀中货物，价值一万缗钱。杨钊有了一笔丰厚的财物，就有了敲开杨氏姐妹的资本。他日夜兼程赶路，到达长安，依次拜访杨家每一个姊妹，把蜀货送给她们，并说：“这是章仇公所赠送的。”当时杨家二女儿刚死了丈夫，杨钊就住在她家里，也把蜀货分给她。于是杨家的人日夜赞扬章仇兼琼，又说杨钊很会玩樗蒲（一种赌博游戏），带他去进见唐玄宗，因此得以跟随供奉官出入宫中，唐玄宗任命他为金吾兵曹参军。杨国忠就是这样进入朝廷，讨好到杨氏姐妹，并得到了唐玄宗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权力最高峰。史书记载，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住宅相邻，两人白天黑夜都有来往，没有什么时间和限度，有时两人并排骑马上朝，不用障幕遮蔽，道路上的行人都捂住眼睛羞于相望。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将要跟随皇上的车驾光临华清宫，就先在杨国忠家里集合；他们的车马仆人随从，充满了好几个街坊，他们身上穿戴的锦衣绣服珍珠宝玉，鲜艳华丽光彩夺目。杨国忠曾对门客说：“我本来出身贫寒家庭，一旦靠贵妃的关系而达到今天的地位，就不知道休息停止，然而我想到终究得不到美好的名声，还不如暂且及时行乐啊！” 从杨氏兄弟姐妹的骄奢程度，就可以看出唐玄宗后期整个朝廷的骄奢之风及政治状况。腐败没落了，衰亡就是必然的。这里再说一下宋代。《水浒传》大家都熟悉，写了宋江、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人民群众聚众山林，被统治者称为草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现象所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北宋末年，蔡京由宦官童贯推荐做了宰相。从历史记载来看，蔡京是个文人、大书法家，文章写得也很好，曾追随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当政后，又投靠司马光，反对变法，以后又巴结上童贯，是个投机钻营之人。他掌握大权后，好事没办多少，腐败却甚嚣尘上。《水浒传》上所描写的“花石纲”、“生辰纲”就是童贯和蔡京的“杰作”。为了供腐朽统治阶层享乐，朝廷专门在杭州设置了明金局，由童贯来主持，每天要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做牙金角玉竹藤织绣等各种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当地民间征收。还在苏杭设立了应奉局，蔡京让朱勔管理，这也是个大贪官，到处搜罗各种花石树木送到京师，供徽宗赏玩。凡民家有一石一木被看中，就带领兵士抢走，甚至拆墙毁屋搬运。深山中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也都迫使工役去开采。抢占的花石树木用大量船只运送，称为“花石纲”。有的船只使用的役夫甚至数千人，运送一块石头所需的费用，达到三十万贯钱。一些地方官吏也纷纷仿效，送奇花异石到京城，并借机敛财。据史书记载，“蔡京入相，搜刮民财，贪污侵私，以千万计。大小官员都要行贿赂”。蔡京过生日，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为“生辰纲”，《水浒》中描写的晃盖等人劫的“生辰纲”就是地方官员送给蔡京的。蔡京吃饭，做一碗羹要鹌鹑数百只，所以他的家里饲养了大量鹌鹑。有一次，他留下一个讲仪司官在家里吃饭，单是蒸蟹黄馒头，就花钱一千三百多贯。蔡京家里蓄养姬妾成群，厨房中有专管切葱蒜的婢女。童贯和蔡京一样贪污侈靡，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当时民间就流传歌谣：“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蔡京退位后，他的继任者王黼也毫不逊色，不但四方搜刮珍奇物品，拿天下财力来挥霍，还公然定价受贿卖官，当时就流传说：“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腐败激起了人民反抗，腐败葬送了北宋王朝。北宋如此，南宋更差，国家山河破碎，战争连绵不断，而达官贵人却偏安一隅，纸醉金迷，整天里歌舞升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到了贾似道当权，正事不干，在西湖边大肆建造豪华堂室，修建家庙、别墅，又建立多宝阁，让官属贡献各种奇器珍宝，甚至派人去挖掘死去官吏的坟墓，从死人身上拿走玉带。当时人们就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还有人题诗说：“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当朝正直的官吏也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家民穷、兵弱、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到了明清两朝，也是腐败盛行，真正的亡国之根也源于腐败。我们再简要说一下明代。明代毁于朋党之争，而要看到，贪污腐化是腐败，官僚相互倾轧、朋党之争更是腐败。明代的衰亡与朋党之争有很大关系。明末就有人评论称之为“鼠斗穴中”，为争权夺利，小题大作，无事生非。明朝初期朱元璋当政时，建立了官员考察制度。开始时是三年考察一次，以后改成十年考察一次。到了明孝宗时期，又改为六年考察一次。明代的官吏之间结党斗争，正是借用这种官吏考察的形式和时机，同党结援，徇私毁誉，报仇惠恩，争权夺利。每次考察，都演化成了群臣大搏斗，一批又一批大臣被罢官，也有一批又一批斗争中胜利的“勇士”走上权力的宝座。这种斗争没有胜者，造成的结果就是朝廷四分五裂、无人干事。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明史。从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1593年以后，进行了四次考察，持续二十多年，斗了二十多年，反反复复，你上我下，你出我进，当时的内阁大臣叶向高曾上疏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说庙堂空虚，无人办事；上下左右，互不信任，互相阻隔；当官的好大喜功，争位夺权；吏治腐败，贪污盛行，民怨沸腾；世风日下已经很难挽回了。争斗的结果，当权者打击异己，横行霸道；贬官者隐居山林，聚众讲学，继续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弊，博得清名，以图东山再起。这就出现了明中期以后的所谓东林党人，以及所谓的浙党、楚党、宣党、昆党等朋党之争，把一个国家搞得鸡犬不宁、神鬼不安。　明代还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大贪官，其行径也值得深思。一个是太监刘瑾，不但贪财，还贪权、贪名，可以称为无所不贪、贪得无厌。因为他会陪皇帝击球走马、放鹰逐犬而取得信任，以后发展到掌握朝政大权，朝中事无大小，自行判断，传旨实行，连皇帝也不报告了，人称“千岁”。他当政期间挥霍无度，勒索无数，还公然卖官，布告天下，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分为四等；军民客商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分为三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分为八等。这样的吏治，不亡国亡什么。刘瑾被诛，抄籍家产时，共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另外还有五万七千余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另有一百五十万余两，珠宝器物无数。再一个是严嵩，严嵩的贪贿也是惊人的。严嵩在朝中掌握大权前后二十余年，“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当时就有人上疏说，兵部和吏部每选拔二十名官吏，只要每个人交数百金，就可以自己选职务、选地方，结果导致朝中文武将吏尽出其门。严嵩遭人弹劾，一并被罢官，从京城回原籍，偷偷地往家里运的资产珠宝，用大车载着，不可胜数。家中的金银铸造的人物，有高达二三层的。家里用的便器，也是金银制作。有店铺、良田无数，遍布于江西数县。还有人上疏说，朝廷的国库开支，白天从国库里支出，晚上就跑到严嵩的家里。军费开支，只有四成能到边关，有六成都行贿了严嵩。行贿的人见不到严嵩，就送给他儿子，见不到他的儿子，就送给他家人。他有一个家丁叫严年，收受的贿赂已有数十万。到了严嵩晚年，家中还有黄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余万两，珍宝价值数百万两，这还是已被贬官在家养老以后，在位时就更不用说了。最后再说一下清代。清代大贪官和珅，通过一些电视剧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和珅曾任军机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还兼领户部、吏部两尚书，是权倾朝野，朝廷财赋之收支、官员升黜之荣辱，均操其手。和坤由此贪得无厌地向各级官员索取财货，各级官员也竞相向和坤纳贿输财，上下相通，层层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坤为首的庞大的官员贪污网。做官为了弄钱，已成为人们习见的常事，贪污纳贿成为公开的社会风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和珅被诛后，据流传的查抄清单，在和珅家中抄出古玩玉器、珠宝器、金银器等各种珍贵用具三万余件，金银元宝各一千个，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余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也就是银元五万八千个，玉器、绸缎、洋货、皮袄、瓷器、紫檀器、玻璃器等各有库房贮存，另有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房、古玩铺十三家，私有田产八千余顷，内外住宅一百八十间，按当时市值估价值两亿二千余万两，相当于国库数年的收入，可谓巨贪。说到和珅，不能不说乾隆皇帝，和珅的巨贪与乾隆皇帝的奢侈腐败是有很大关系的。历史上曾有人把清王朝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多年称为康乾盛世。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确实是一个相对繁荣强盛的时期。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他们传给了乾隆帝一个很不错的江山。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应该说前三十年的局面还是不错的。但由于他自幼生长深宫，缺乏各种斗争的历练，又一厢情愿地想干些千古留名的大事，再加上他崇尚浮华、好大喜功的个性，连年用兵邀功、巡游宴乐，造成了巨大的糜费，并由此带来上下贪腐作风，吏治败坏，国力日损。从乾隆后期开始，一个盛世的清王朝就一步一步走向了衰败，直至灭亡。由强盛走向衰亡，原因很多，但在众多的原因中，奢靡腐化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1751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这年冬天，乾隆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帝为表其孝心，为皇太后举办贺寿庆典。皇太后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因皇太后长期住在畅春园，决定十一月十九日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二十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到皇宫寿康宫接受庆贺。为庆贺太后的生日，从万寿山到皇宫这一路从这一年的春季，就开始搭建，以“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还下旨各省督抚，提前派人进京，一省一段，由各省预备经坛、戏台等庆典的场面礼仪，“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无不争相巴结，个个别出心裁、争奇斗艳。北京城外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羽，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做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周，构成镜壁，人入其中，都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奢，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人设立经坛庆祝，因而得到了晋级或赏给职衔的“恩赐”。十一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兵通夜看守。自十一月初十起，就开始乐舞庆祝。时人曾记载，“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城祝寿，一些地方绅民也都相继来京观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女、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道路两旁，为皇太后祝嘏。二十二日，举行祝寿大典。盛典之后，进行恩赐，在京文武大小官员俱进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满汉兵丁，均给赏银。奢侈靡费可以想象。以此为开端，此后几十年间，皇室各种喜庆典礼，竞尚豪侈，愈演愈烈。1761年，皇太后七十寿辰；1771年，皇太后八十寿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庆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瓷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见备”。因皇太后喜欢江南风景，年龄大了又不能远行去江南，就在西直门到畅春园途中的万寿寺外建了一条苏州街，仿造江南样式，建成市井房屋，专供太后游赏。1780年，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为自己庆贺七十大寿。据朝鲜的使节记载，“余从使者出长城，昼夜兼行，道见四方贡献，车可万辆，又人担、驼负、轿架而去，势如风雨。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骡马六七头，轿或连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二字。进贡物皆外裹猩猩毡、诸色氆氇。日既黄昏，益见车乘争道催赶，篝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有进贡复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舁入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珅所献”。王公大臣等仅造佛像一项，就用银三十二万一千多两，金银、玉器、古玩、人参、珍珠等山珍海宝，不计其数。八月十三日庆祝寿辰时，乾隆帝先在避暑山庄内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满、蒙、汉、藏、回等族贵族的朝贺，然后在东西配殿举行宴会，宴后看戏。剧场除清音阁外，另立戏台于行宫东。楼阁皆重檐，高可达五丈许，广可容数万人。台左右木假山高与阁齐，琼树瑶林，蒙络其上，剪彩为花，缀珠为果。有千余人提灯表演“万年春”祝寿歌舞。 1790年，乾隆帝八十岁生日，庆典由热河避暑山庄延续到北京。参加祝寿的除亲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将军外，还有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首领及安南国王阮光平的臣僚仆从，有一百八十四人。庆典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内务府原拟经费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后减定为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各省督抚献给彩银屡钜万两。两淮商贾献银二百万两。而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开国初期每年约为一千四百余万两，顺治后期达到近二千万两，康熙盛世达三千多万两，乾隆时期达到四千万两，而一个生日庆典的耗费，就近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为筹备庆典，自1789年起，从皇宫到圆明园，都大加修饰。从京城到西山四十里，复道亭台寺庙，也都重修。据户部统计，花费达一百四十万两。自热河至京城四百里，处处结彩。自西华门至圆明园三十里，左右排比起假楼，覆黄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举人，立牌分掌。又立牌书某戏、某曲，自某处到某处止，类似今天的导游示意图。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圆明园入京城，左右彩楼中，一齐唱曲。军机处、内务府大臣、各省督抚、将军，竞相敬献珍宝异物。敬献的玉如意，陈列殿陛，触目琳琅；敬献的小金佛，一辇数十，络绎不绝，无虑万躯。皇室的侈靡带动了官员的贪腐，社会风气的败坏。帝王耽于游乐，群臣钻营弄权，各级贪官污吏像蛀虫一样腐蚀着清王朝的大厦。自此，清王朝也就如过午的太阳、东去的河流，江河日下了。三、腐败是败家之由贪腐之人祸国乱政，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也是时人世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腐败之人，特别是权居高位的腐败之人却看不明白，或者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是压根就不想把这个问题整明白。这里有个原因，腐败之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家、只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凡是腐败分子都有一个小圈子，是俱荣俱损的关系，相互抱得很紧。他们的是非衡量标准，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贪腐的目的就要过得比他人好。不论是敛财也罢，争名也罢，夺位也罢，都是为了自个儿，自家和亲朋好友，什么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在他们眼里根本看不见。他们只是把这些名词写在文中，讲在嘴上，而从来没有落实在行动上。殊不知，贪污腐败为自家，待到东窗事发时，自家他家，只要是这个腐败圈子的家都得败家，想漏网都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贪腐者应该清楚明白。现实中，一个巨贪，连带一串，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一家全进囹圄的人也不少，看看想想，都可为训。今天还谈历史，仅举清代的几个贪腐大案来说。第一个是，两淮盐引案。公元1768(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被揭露，当时就震动了朝野。起因是两淮盐政尤拔世向盐商索贿，而盐商不给，他就给乾隆写了一个报告，上奏说：“上年普福（前任两淮盐政）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乾隆帝看到这个奏折后，认为历任盐政官员从未奏闻有这项收入，查阅户部档案，也没有造册登记，这纯属盐政私行支用。而且这样私自提取盐引自1746年（乾隆十一年）以来，已经二十余年，数额相当巨大。乾隆帝密令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彰宝、尤拔世清查后上奏说：“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零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又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乾隆帝命将原任盐政普福、高恒，盐运使卢见曾革职，解赴扬州交彰宝等深入追究。七月，彰宝等又奏报：查出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又查出和前任监掣同知杨重英名下，“隐寄累累”，尚有余引无著银，就是现在所说的来路不明的财产，有三百九十六万余两。乾隆帝下令查抄高恒家产，查出数十万钱物。军机大臣傅恒等结案后上奏说：“两淮商人迭荷恩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除自行侵用银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侵冒银至数百万两。”历年各商共应完纳银九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各商代吉庆、高恒、普福购办器物作价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两，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顾蓼怀经手各项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七两，各商代高恒办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两。乾隆帝命将高恒、普福、卢见曾绞监候，秋后处决。此案涉及几任两淮盐政及众多盐商。官商勾结，侵吞税银千万两之多，连续舞弊达数年之久，上下相欺，贪利成风。第二个是，甘肃冒赈案。这是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全省官员上下勾通、合伙贪污的大案。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地瘠民贫，储粮较少，而边地灾荒需救济的事多为由，向朝廷上疏请求按旧例收捐纳监生的本色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出粮来买个学历名分，而把这笔粮食作为备荒赈恤之用。当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同意了这个报告，并奏请乾隆帝批准。于敏中又奏调浙江布政使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协助办理这件事情。王亶望到任后，仗着有朝中大臣于敏中庇护，就改收捐监本色粮食为折色银两，就是以粮折钱，不交粮食而交银两，并倚靠兰州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监生买名分捐的钱粮，不但不用于救济，而且在救济上还弄虚作假。于是各地连年虚报灾荒，具结申转，名为以捐粮赈灾，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将捐纳银两私分。此后，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又将私收折色银一事专交兰州府承办，并公议每名监生捐银五十五两，此项捐银，由“首府分发各州县”。这样，全省各地大小官员便联为一气，通同作弊，集体私分。“各州县亦视侵冒官项为故常，竟无一人洁己奉公。”甘肃全省上下官吏把这一腐败做法作为平常事和一种惯例坚持下去，大小官吏没有一人不从中私分取利。直到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去甘肃镇压苏四十三起义，奉命与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甘肃赈灾事，发现“该省旱灾请赈，全属虚捏”，才将这一丑事揭露出来，上报朝廷。乾隆帝惊叹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说“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均被刑部处斩。甘肃全省府道州县官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处以斩决，以下者判为斩候（死缓）。先后处死各级官员约六十人，发往伊犁、黑龙江等处充役四十六人，贪污官员分别监禁者多人。第三个是，浙江贪污案。甘肃冒赈案被揭露后，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已调任浙江巡抚，乾隆帝命斩王亶望，查抄其家产。在处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为首的浙江官员贪污查抄钱物的奇案。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就是贪官的赃物也敢调换，就命藩司兼织造盛住去调查此事，弄清楚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抵换之弊，并逐一确查密奏。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去抄籍王亶望的家产，“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王站住查抄时底册内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但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却没有了此项金两，而多列出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这是将金换银。另外，底册内还有玉山、玉瓶子等物件，也没有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到河南，将王站住撤职，押解到浙江审讯。又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此案，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地赶赴浙江督办此事。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出查抄王亶望资财时，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还有很多玉器。说在查抄时，总督陈辉祖曾调取备用物件阅看，就是总督陈辉祖也插了一手。乾隆帝命令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又供出：“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又供出了一个布政使国栋也参与此事。这时国栋已调任安徽布政使，乾隆帝命令将国栋也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办案人员竟敢调换赃物，连乾隆帝都认为“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此案在审理过程中还牵涉到一些浙江地方官，这些人都从这批赃物中得到了一些油水。乾隆帝判陈辉祖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判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为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配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配河南河工去效力。第二年二月，赐令陈辉祖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第四个是，山东库银案。公元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揭发山东巡抚国泰“贪婪无厌”，“所属州县亏空累累。”又揭发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于敏中的弟弟）“贪纵营私，勒派所属州县，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乾隆帝接到报告后，就派军机大臣和珅带着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迅速赶赴山东查办。这批办案人员尚未起程，和珅就先遣仆人送信给国泰，但信没送出，被钱沣截获。和珅还授意钱沣要为国泰弥缝，钱沣不买账，回答说到山东看看再说。他们到了山东后先在历城清仓查库，和珅又提出不用全数查对，只抽盘数十封，没有短缺就可以了。就是抽查一下，不要全查了。和珅回到馆舍后，钱沣即命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库中并无五十两一铤的帑银，多是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银临时充数的。钱沣盘问库吏，库吏说了实话。钱沣就出告示命诸商家来领，结果“库藏为之一空”。经查，历城县知县郭德平一人，就亏空库银四万两。然后他们再去查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结果都有亏空。又查出“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官盈千累万”，其中一案就“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并查出国泰勒派婪索银两，皆济南知府吕尔昌与冯埏经手。而布政使于易简逢迎阿附国泰，“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这是官员串通作案，互相包庇。乾隆帝将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革职拿问，任命直隶布政使明兴为山东巡抚，太常寺少卿孙士毅为布政使。明兴、孙士毅等通查诸州县仓库后，又报告“查办山东各属亏空，竟至二百万两之多。”乾隆帝命国泰、于易简狱中自裁。涉案之人均被严处。第五个是，江苏包庇贪吏案。公元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苏高邮州巡检陈倚道揭发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获私描印篆、假给串票，同时上告到高邮州和扬州府。知府刘炳和知州吴瑍都没有重视，压住没处理。到了第二年正月，陈倚道又向巡抚和藩司衙门举告，巡抚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陈倚道所告属实，但也“置之不问”，不予批办，并将举报人陈倚道派往他处采办硝斤，以图把此案拖过去。陈倚道不服，派家人张贵到北京控告，将告状信送到户部侍郎家里，并被转呈给了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书庆桂和刑部侍郎王昶为钦差大臣，到江苏审办此案，并让两江总督书麟协同江苏巡抚闵鹗元查明此事并上报结果。书麟向乾隆帝写了报告，说知州吴瑍包庇弄虚作假的书役，奏请把吴瑍革职。而闵鹗元在报告中则始终包庇袒护吴瑍，找理由为他开脱，对高邮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也千方百计遮掩回护。乾隆帝将吴瑍革职，闵鹗元解任，一并交钦差大臣庆桂审问。调任安徽巡抚福嵩为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书麟见事态扩大，又向乾隆帝写了报告，说扬州府知府刘炳接到陈倚道的举报之后，即行提审，曾进行了查处，已经将胥吏林之佩假印伪票案情搞明白，巡抚并没有包庇此事，企图为闵鹗元等开脱。乾隆帝看到奏报后，认为书麟不但不揭发参奏闵鹗元和刘炳，反而为其开脱，实属有负委托。并说，“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督抚等皆如此连为一气，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为耶！”命将书麟交部严加议处，“革去翎顶，暂留总督之任，以观后效。”又以江宁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应办之事，经巡抚批令严查，转移交臬司办理，推诿迟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护属员，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也革去顶戴，暂留藩司之任。又命庆桂、王昶将闵鹗元、刘炳、吴瑍革职拿问，连同案内犯证、卷宗押解热河行宫审办。康基田也被革职，一并解赴热河。又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宫法司严审后，将案犯、质证等发往北京，命大学士九卿等定罪。并以江苏按察使王士棻不据实参奏，“乃亦置若罔闻，延阁不办，非迎合上司即系袒护属员”，命将其革职，交书麟、福嵩严审。在审讯过程中，福嵩又参闵鹗元巡抚任内，句容县粮书江嵩年等将花户完纳钱粮折封侵挪案发，闵鹗元不亲提严审，仅批示江宁府提犯审讯，这是有意轻纵。乾隆帝命将句容县知县王光陞革职，交福嵩审讯。福篙又查出句容书吏侵用钱粮三千七百两，漕米八百余石。乾隆帝以书麟驻扎江宁，距句容不过数十里，“亦竟漫无觉察”，以失察罪将书麟革职治罪。大学士等审讯后，闵鹗元被判斩监候（后释回），康基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书吏林之佩、夏琯等处斩，王士棻、刘炳等革职，书麟以头等侍卫职衔遣戍伊犁充边。江苏巡抚包庇贪吏案，乾隆帝从严究治，对总督、巡抚以下官员重加惩处，主要是针对当时官场官官相护，上下串通营私，办事因循拖延，彼此推诿，日趋腐败。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视直隶、山东等地，目睹官府的腐败，慨叹说：“身为督抚者，惟知养尊处优，不以民事为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转迟延，阳藉详慎之名，阴遂诿玩之计。” 此外，还有浙江贪污案、福建贪污案，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官吏，均有多人被杀、多家被抄，革职拿问几十人。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四、腐败是害人之因以上所举事例足可说明，腐败祸国、乱政、败家、害人，不但国家祸害、人民遭殃、自个败家，朋友也跟着倒霉。这个题目无须再展开去讲，也无须再过多地去举例来说明，但之所以还立起这个题目，就是想找找这个病因，从根上来预防和惩治腐败。腐败害人，这个病根在哪里，简单说，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个哲学观点用于探究腐败病因和防治腐败问题是十分恰当的，也是灵丹妙药。从内因来说，就是欲望太大、太高、太强烈。这个欲望，有官欲、有名欲、有财欲、有色欲、有食欲、有占有欲等等，贪就贪在一个欲上。古今中外，所有贪腐之人无一不是利欲熏心，为了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地去贪、去争、去敛，最后身败名裂，人财皆空。外因是制度，就是对权力缺乏监督制约。防止腐败和惩治腐败法令、条文、规定历朝历代定的都不少，依法惩处的也不少，但腐败仍很猖獗，贪官污吏也是乐此不疲，不知害怕。除内里的欲望燃烧，铤而走险这个贪心贼胆驱动外，还有重要的一个外因就是监督制约不力，特别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说明有空子在，有了漏洞腐败才能得逞。所以，预防和惩治腐败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抓起。内因就是要治欲、控欲、戒欲，一个人过不了欲望自制这道关，想不贪都难。二是要加强监督制约和惩治，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即使漏网出去几个，一旦逮住，依法严惩，使想腐败的人胆颤心惊，有所收手。这里，也就读书谈点体会和历史故事。这一节主要从正面来说。这里先看看古代人民是如何看待贪腐之害的。 “虐取者谁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涂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数十年以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 “今之为吏者，一袭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锦绣视此矣；优人之饰，必数千金，其他玩物视此矣；金盏银罂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胜计，若是者，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则白，缁则黑，由今之俗，欲变今之贪，是求白于缁也。” 这两段话，说了贪官的危害和贪风盛行的社会原因。第一段话的开头提出了一句反问，横征暴敛的人是谁？大家都知道，苛政猛于虎，赋税徭役是老百姓最大的负担，也是最怕的事情。这里首先提出横征暴敛的问题，紧接着就笔锋一转，提出天下最大的害莫过于贪。没有直接回答是谁在横征暴敛，而转向比横征暴敛还要大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危害，就是贪了。而且进一步指出，这比重赋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十倍、百倍。然后就以比较的手法来揭露贪官给人民造成的祸害。说盗贼很可怕，挖个洞进入到别人的家里，但他还发现不了别人藏宝的地方；强盗很可怕，很多人拿着凶器入室抢劫，但只能抢夺财物，还拿不走人家的房产和田地；拦路抢劫的土匪很可怕，能够杀人越货，但还毁坏不了人的家庭；贼寇很可怕，到处杀人放火，但也只是在个别地方，还祸害不了所有山谷四海。可是贪官就不一样了，贪官污吏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布满天下，各个地方都有。这些人白天黑夜不停地收敛别人的财物。他们所得到的贿赂又去贿赂在更高位置上的官吏，然后再从下边掠取，层层行贿、层层受贿，就像填不满的山谷一样。小偷、土匪、强盗都可怕，但并不遍地都是。所以，人民最怕的还是贪官。盗贼还可以防备，贪官想躲都躲不过去。他管着这一方，你往哪里去逃。因此，数十年来，高贵的家庭也空虚了，中等的家室也沦亡了，贫穷的百姓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了，妻子离开了丈夫，子女离开了父亲，感叹所过的生活还不如马狗。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风气呢？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为官的人，穿一件裘皮衣服要价值二三百金，其他的服饰也是如此昂贵。一个唱戏的人的饰品，也一定要价值千金，其他的玩物也是如此昂贵。他们家中的金银珠宝及各种奇巧的摆设器皿多得都数不完。但就是这样的人，反而是所谓有能力的官员。社会上市井之人非常仰慕他，他的同乡好友都尊敬他，并教导自己的子弟要向这样的人学习。至于那些为官清廉的人，外出没有车坐，吃饭没有鱼肉，穿衣没有裘皮，反而被说成是没有能力的人。市井之人贬低他，同乡亲属嘲笑他，教导自己的子弟不要像这样的人如此窝囊。贪婪禁锢了人的心性，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就像生产布帛一样，漂白就会白，染黑就会黑。现在贿赂成风的社会环境中，要想杜绝贪贿之风，就像要把布染黑了再去漂白一样难。贪风盛行，败坏了社会风气，不好的社会风气又助长了贪风更盛，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把贪婪之风归结为人的本性和根源于骄奢淫逸，贪来于腐，腐化了就会去贪，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是根本原因。腐败问题很复杂，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多种因素，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具体到每个人来说，根子还是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即核心还是人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问题。骄奢淫逸，追求享乐，穿金戴银，山珍海味，生活上的奢侈豪华，其根源也是世界观的问题，即追求什么的问题。这篇古文中，也说了治腐治贪的办法。说赏赐不能戒贪，也可引申为高薪也不能养廉；大开杀戒也制止不住，因为这是一种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面前是贪是廉要看自身的免疫能力了。这里专门提出了要从上而下形成俭朴的风气，特别是要从上做起，不要追求奢侈豪华，一级带一级，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古人的看法，我们作为读书参考，防治腐败还是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来说，一定要从内功做起，从修炼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起。这里，也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一个是，《富贵有极，人当知足》东汉光武皇帝的一个贵妃阴贵人的母亲邓氏和弟弟阴轶被强盗杀害，光武帝非常悲伤，为了表示对阴家的爱抚之情，就封阴贵人的弟弟阴就为宣恩侯，又召见阴就的哥哥侍中阴兴，也要封他为侯，并把印章绶带放到了阴兴面前。阴兴坚辞不受，对光武帝说：“我没有登敌城、陷敌阵的功劳，可是我们一家之中已有好几个人承蒙授爵封侯，使天下人因此不满而怨恨，这确实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光武帝赞美阴兴的品德，就没有再勉强他。事后阴贵人问阴兴，皇上封你为侯，你为什么谦让不受。阴兴说：“外戚之家苦于不知谦让退避，嫁女儿要配王侯，娶媳妇就小视公主，我的内心实在感到不安。富贵是有极限的，人应当知足，浮夸奢侈更被世人讥笑。”阴贵人被他的话所感动，自己也更谦恭退让，始终不替亲属求取官爵。阴兴谦让不接受封侯，确实是美德，为光武帝所肯定，世人所称赞。从阴兴自己谈到的不愿为侯的原因来看，这也是避祸求福，免遭世人唾骂讥讽的自保之法。看来，当时世人对外戚没有功劳而权居高位、封侯赏爵、荣华富贵就有看法，已经有了怨恨和不满情绪。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东汉王朝中后期，也正是在外戚宦官、权贵们的专权和争夺中而走向灭亡的。阴兴在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自己不愿因为阴家的女儿是皇帝的小老婆就跟着受宠得到封爵，以被世人耻笑。更可贵的是，阴兴看到了人的富贵都是有极限的，应该知足。“富贵有极，人当自知”，阴兴不是说给别人的，也不是显示自已的高尚，而是回答阴贵人问话时说的，当是真实的思想表露。据史书记载，阴贵人是一个很不错的妃子。汉光武帝建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6年，这年的五月，光武帝因阴丽华贵人性情温柔宽厚，想立她为皇后。但阴丽华因为当时的另一个贵人郭贵人已经有了儿子，就始终没有答应。结果，光武帝就封郭贵人为皇后，立她生的儿子刘强为太子。在封建宫廷中，皇后之位之争，也是血雨腥风，残酷激烈，而阴贵人把送上门的皇后推让出去，也算是女子中之大德者。第二个是，《公廉慈爱得民心》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950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二月十九日，汝州奏报防御史刘审交去世。当地官吏和老百姓到朝廷上书，因为刘审交有仁政，请求把他留在汝州安葬，以便能够侍奉他的坟墓。后汉隐帝下诏准许，批准了当地官吏和百姓的请求。汝州人相互聚集在一起痛哭而安葬了他，并为他建立了祠堂，每年按时祭祀他。对这件事，朝中太师冯道说：“我曾经做过刘君（刘审交）僚属，看他治理政事，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他并不是能够减少百姓的赋税，免除百姓的徭役，只是推行公平、廉洁、慈爱的本心并且付诸实行罢了。这也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其他的人没有做到，而刘君独自做了，所以汝州人爱戴他到了这种地步。假使天下食禄二千石的州官们都能仿效他的所作所为，还怕不能像刘君那样得民心吗？” 刘审交是河北文安人，在后唐时曾任磁州刺史，后晋时曾任襄州防御史，后汉时任汝州防御史。冯道是后汉的太师，在当时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刘审交在汝州任上病故，当地官吏和老百姓怀念他，请求朝廷批准把他安葬在汝州，并建立祠堂祭祀。当朝太师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因为他同刘审交曾在一块共过事，搭过班，搁过伙计，对刘审交的为人处事是很了解的。他清楚地知道，刘审交做官施政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过人之处，也没有什么十分突出的政绩，对老百姓所负担的赋税徭役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不是拿钱去给老百姓办什么实事好事，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力和能力，而只是在任上做到了公平、廉洁和慈爱，这是每一个做官者的道义和职责，也是每一个当官的人都应该做到的，并且能够做到的，只是其他人没有做到而刘审交做到了，所以人民就爱戴他。从冯道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吏治是很腐败的，多数官员是不讲官德、不干正事的。老百姓对当官的要求是很低的，不求你能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人民办多少事情，只要做到办事公正，为官清廉，对老百姓有点慈爱之心，不害民、不劳民、不扰民就行，做到了这些就是好官。就这样很低的要求，当官的都应该做到，但多数人没有做到，只有刘审交做到了，谁做到了，老百姓就拥护谁。冯道为此还发出了感慨：假使天下食禄二千石的州官们，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地厅级以上的干部，都能做到像刘审交这样，还怕得不到民心吗？第三个是，《留下清白给子孙》史书记载，东汉安帝年间，有一个叫杨震的官吏，从小是个孤儿，家里很穷，但十分好学，通晓《尚书》，博览通识，知识很渊博，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他大半生以教书为业，教授学生二十多年，从不接受州郡的推荐和征召。到了晚年，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朝廷慕名而任用他，接连出任荆州刺史、东莱郡太守等职。在他前往东莱郡任职时，途经昌邑县，过去他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做了昌邑县令。为表示感恩之情，也是学生对老师的敬重，王密夜晚亲自带了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对王密说，老朋友了解你，而你不了解老朋友，这是什么缘故呢？王密说，这件事晚上没人知道。而杨震说，你知道，我知道，天知道，地知道，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非常惭愧，带着黄金离开了。杨震后来转任涿郡太守，公正廉洁，家中生活很清贫，子孙们常常吃蔬菜，肉食很少，而且出门没有车坐，多是步行来、步行去。一些亲友故旧想替他置些产业，以供子孙有所依靠。他坚决不肯，对这些好心的亲友说，让后世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以此为遗产，不是很丰厚的吗？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做到这样，实属罕见。就多数人来说，普遍的心理，都想为子孙谋划前程和产业，为了子孙后代，什么都舍得，这无可非议，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一个动力，也是一种本能。但作为为官者，为子孙留下什么，却是多少年来，也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历史上的贪官，今天的腐败分子，并不是一开始都是贪的，而是一步一步滑向这个深渊的。一些人走上腐败的道路，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有两点是相当普遍的：一点是为了子孙，一点是为了情人。情人，在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的制度下，问题不是很突出，但贪官背后，多数都有贪女人。而为了子孙而贪，在历史上是相当普遍的。近些年来，出现的腐败大案，多数与养情人和儿女胡作非为、疯狂敛财有关。都想让儿女过得好，过得比别人好，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他们留点财产，这都是正当的，但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贪、去敛。作为执政的人，手中掌握一些人民给予的权力的人，更要思考给子孙留下什么样丰厚的遗产。教给子孙正正派派做人的道理，老老实实谋生的本领，这是最好的财产。杨震所说的，“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这是更高境界的思想，更为珍贵和丰厚的遗产。都能这样想、这样做了，腐败何能不灭。留下清白给子孙，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最后，我想以唐太宗李世民和老子的两段话来结束这次谈话。唐太宗李世民说：“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荣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故桀封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 以上这段话是唐太宗李世民《帝范•崇俭》一文，文字不长，集中阐述了俭朴节约的重大意义，今天读来，仍有教益。因为《帝范》一书是唐太宗为太子写的，专门讲述治国理政和帝王的道德修养的，是一部帝王“诫子书”，所以，在文章的开头，直截了当地提出：身处太平盛世的国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尤其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就更应该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戒自己。虽然智慧高超，才能卓越，但都大智若愚，以拙藏巧。不敢因为自己身份尊贵而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也不会因为自己功德伟大就恃功傲物，不可一世。那些明主圣君们，常常用茅草盖了房子，都不去修剪得漂亮一些；用柞木立了柱子，都不去砍削得光滑一些；甚至坐的车船也没有装饰彩绘，穿的衣服一点都不华丽。他们不去建造高大豪华的厅堂，而且连吃饭都只图饱腹，不求味美。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憎恶荣华，讨厌甘美，而是希望能以居处淡薄、行为节俭的风尚，为天下百姓作榜样。为政者带了头，就会风俗纯正厚朴，邻人和睦相处。是骄奢还是节俭，这是荣辱的开端。由此来看，唐太宗对这个问题看得是很重的。 “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在唐太宗看来，“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骄奢还是节俭，关乎平安和危乱，而这一切都是由人自身决定的。如果能清心寡欲，美好的命运就会长久地延续下去。相反，欲望横流，就必然要生出凶乱。唐太宗在这里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语言，来喻说骄奢所带来的危害。丹桂尽管美艳芬芳，但如果生出蠹虫，最终也会变成朽木；红色的火苗虽然明亮爽朗，但若被细微的烟尘所覆盖，终久也将熄灭。由此就可以知道，骄奢产生于情志，不加节制的奢欲会摧毁人的头脑；欲望来自内心，不予遏制就会使人丧命。因此，夏桀商纣因为纵情肆意，倒行逆施，从而引火烧身，自掘坟墓；唐尧虞舜却因为约己修身，顺乎民心，从而使帝业辉煌，江山永续。比较一下历史上这些王朝的盛衰，难道不应该躬行节俭吗？“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奢俭由人，安危在己”，这是唐太宗在《崇俭》一文中所论述的核心观点。目的就是要从上做起，大力倡导居处淡薄、行为节俭的风尚，为天下百姓作出榜样。“骄出于志”，“欲生于心”，要解决骄奢问题，必须加强道德修养，能够节欲制欲，而不能放纵奢欲情欲，不能为所欲为。做到了清心寡欲，美好的生活就能长久。反之，如果欲望横流，就必然要生出凶乱。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说：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意思是，曲折的东西，才能保全；弯曲的东西，就会伸直；低洼的地方，水就盈满；破旧的器物，就要更新；追求的目标少一点，才能得到；注视的对象太多了，反而眼花缭乱。因此，圣人抱定最简单的东西作为天下的楷模。不自我欣赏，所以目光明亮；不自以为是，所以声名显赫；不自吹自擂，所以功勋卓著；不自高自大，所以飞黄腾达。正是因为不与人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相争。古人所说的曲折才能保全，难道是空话吗？实在是因为这样才能保全自己，所以大家都信服这个道理啊！老子在这里讲了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道理，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矛盾着的地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度。在这里，老子由物说到人，由人说到事，告诫人们不要贪得无厌，不要自我欣赏，不要自吹自擂，不要自高自大，不要刻意去争。老子的本意很清楚，不是不让人争，而是在不争之中去争，说出了争是不争、不争是争的辩证关系。争与不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能什么都争，也不能什么都不争，该争的一定要争，不该争的决不能争。奥运会争夺金牌，场场比赛都是争，而且争得非常激烈，争金牌不仅仅是争名次，而且是为国争光、为民争气。如果在这个时候运动员不拼力去争，人民就会不满意。去争了，而且是拼尽全力去争，即使没有拿到金牌，人民也会原谅，而且仍然把他当英雄看待。两军对垒，攻守阵地也是争，争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拼了性命也要争，不争就是逃兵、就是叛徒，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了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宁，都要奋不顾身地去争，这个争是大丈夫之争，是伟大的争、光荣的争，而且争得理直气壮、光明磊落、轰轰烈烈，从来就不会有人说三道四，而且还会得到人民的崇敬。反之，为了一己私利而去争，为涨工资争、为住房争、为名誉争、为地位争，特别是为了升官而去争，使尽浑身解数，不惜请客送礼拉关系，甚至陷害他人，抬高自己，干尽损人利己之事。这样的争是小人之争，虽然也能争得一时之利，但争得别别扭扭，甚至偷偷摸摸，争掉了气节、争掉了人格，最终的结果是人心涣散、鸡犬不宁，既害了别人，最终也会害掉自己。　我们是共产党人，在执政的条件下，要说过关，闯过私欲这道关是最大的关，也是最难的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定要过好这道关。“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的肺腑之言，希望我们都要牢记。结尾还是回到开头毛主席《送瘟神》这两首七律上来，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古代先贤尧舜学习，做到天下为公，心里装着人民；都要向毛主席赞扬的当代圣贤尧舜——劳动人民学习，勤劳质朴，成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希望大家互励互勉、互相监督，都要做到戒贪去欲、廉洁自律，送走腐败这个人世间最大的瘟神。